■卢有泉
李仰智先生的著作《真实：“花非花”》刚刚获得了“《南方文坛》2012年度优秀论文奖”的殊荣，从获奖本身足证其创新性和前沿性，及其在当代新题材历史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
该书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当代文学史上有关“真实性”命题的论争，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使得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复杂命题有了明晰的发展脉络，使人一目了然。
什么是生活真实，什么是艺术真实？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坛就开始了关于“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该书作者梳理出了其中“一波三折”的过程。即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真实性”被完全意识形态化，“对‘真实性’的理解不仅仅是文艺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到新时期，王蒙等人关于“真实性”的论述和诸流派的创作，不仅将这一问题归位于文学理论，还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预见性地“言中了若干年后新题材历史小说‘真实观’的一些本体特征”；至于先锋派作家，他们“不在乎‘真实’是什么，而重视‘真实’可能是什么”，也即“从哲学精神和形式探索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真实观进行了颠覆”。而这三个时期所有对“真实性”的诠解，正是新题材历史小说真实观的理论和创作背景。顺此线索，作者对历史小说的真实观给出了自己的诠释：每一种历史言说都被一个视角所照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在此，作者提出了对历史书写只能“无限企及”真实这样一种观点，可谓高屋建瓴、发前人之未发。
其次，该书观点独到、创新点多。除上述对历史书写“真实”的独有见解之外，书中像这样的精辟之论随处可见。比如在第一部分梳理“真实”问题在新中国的发展脉络时，作者即以为“新题材历史小说对‘真实’这种从‘历史的本体’到‘历史的叙述’的转型”，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发展脉络上的——“十七年”极具政治色彩的真实观为“新题材历史小说提供了直接的反弹力和参照系”。新时期王蒙等人有关“真实性”的论述是“新题材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真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而先锋作家对“真实”的颠覆性解读为新题材历史小说“提供了触手可及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资源”。这样的论述，不仅厘清了当代文坛“真实性”问题的发展线索，对新题材历史小说诠解历史“真实”的独特性——“不再拘泥于对还原历史本体的讲述，而是尝试在掌握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叙述’构成历史的人和事。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或想象的个体事件、丰满且立体的个体体验构筑了一个可感可知的真实历史”，也给出了充分的依据。其实，对新题材历史小说这样“叙述”历史，学界是颇有争议的，而作者从理论的流变中为其建构起坚实的基础，这是其他研究新题材历史小说的学者不曾有过的。
再如该书对赵玫和苏童作品的比较分析，作者从对历史人物的处理、对主体性的处理和对史料的处理三个层面比较各自的得失。认为苏童由于“人文关怀的退场……下笔之初就已给武则天套上一副枷锁”，因而，整部小说也仅是“一次关于武则天的死气沉沉的资料收集而已”，那个“可知可亲可感的武则天”始终没有出现；而赵玫由于“人文关怀的在场”，并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其中，合理虚构，终将武则天这个被“无字碑概括的传奇女性还原成了鲜活的有个性有欲望的女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作者最后归因于双方的“性别”差异，可以说，这样的学理性分析、评价，既中肯又超然于同题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