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春铭
深圳一个家庭自1993年始，资助1名井冈山贫困小学生，直到他初三毕业。后来孩子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时，孩子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40元生活费”，捐助人顿感惊讶，寄给孩子的至少是10倍！而且写给孩子的信也从未被收到。近日，这个故事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真相究竟如何？捐助款去了哪里？哪个环节缩水？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记者联系上了捐助人陈楚碧。“供小孩读书是很光荣的事情。”陈楚碧说。据她回忆，1995年，自己在深圳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做义工，担任居民组长。在当年的希望工程扶贫助学活动中，陈楚碧一对一帮扶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戈坪乡戈坪小学五年级学生陈小喜。
捐助人：从1995年开始捐助，捐助了4年
每年寄400元，4年一共寄了1600元，4年后，陈小喜不读高中了，陈楚碧才中断捐助。捐款缩水的事情，两人尘封了12年。
陈楚碧清楚地记得，1995年的9月13日，她给陈小喜汇去了400元。此后也有一些书信来往。陈楚碧4年一共寄了1600元。为何寄的是4年？陈楚碧说，4年后，陈小喜给自己写信说，读完初中不读高中了。陈楚碧才中断了捐助，但一直给孩子写信。有时候也在信封里夹上二三十元。
其实，陈小喜读书期间，陈楚碧寄给小喜的信，小喜并没有收到。“小喜写给我的信，都能收到，但我写给他的，都没收到。”陈楚碧说。
陈小喜说，自己在1995年读小学五年级时收到了陈楚碧40元资助款，随同资助款一起给他，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捐助人的地址。
第一次收到汇款后，班主任要求收到资助款的孩子们给资助人写一封感谢信。后来他一直坚持给陈楚碧写信，但读书期间，他从没有收到过陈阿姨的来信。
为何没有回音，他却坚持写信？小喜说，他想，可能是捐助的老板很忙，或者已经忘记他了。但对他本人来说，远方有个老板资助他，对他而言是缘分，他因此一直坚持写信。
陈楚碧说，小喜在给自己的信件中，谈的多是学习，从来没有提及钱，也没有在信件中要钱。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喜没有收到资助款，也不知道他没有收到自己的信。
直到1999年，陈小喜初中毕业后，请在东莞打工的叔叔帮忙联系陈楚碧，两人才重新联系上。2001年，经陈楚碧介绍，陈小喜在中山找了份工作。
在中山打工后，陈楚碧逢年过节都会叫陈小喜吃饭。有次吃饭聊天的时候，陈楚碧问陈小喜，为何不读高中？在工厂里上班，干的是体力劳动，毕竟还是很辛苦。“当时没钱读书，差100多元学费。”小喜说。“你差学费跟阿姨说啊。”陈楚碧说，“阿姨每年都寄400元钱给你的。”
小喜呆住了，他说自己读书时，就收到过阿姨40元钱。听到小喜的回答，陈楚碧也呆住了。
捐助款缩水的事情，两人尘封了12年。过去就过去了。是陈楚碧和陈小喜的想法。
直到前不久，陈楚碧女儿在单位和朋友聊到慈善的时候，说了妈妈的资助故事。这个故事被同事发到了网上，贫困生获资助400元到手仅40元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
捐助者：读书期间一共收到40元
陈小喜只在读五年级时收到过40元，并不是网传的每学期40元。陈楚碧则从来没有收到过从邮局退回的汇款。
陈楚碧说，她将第一笔400元钱先交给居委会，然后交给街道或办事处。此后3年，她自己又通过邮局给戈坪小学每年汇去400元，收款人都是陈小喜。由于自己搬过两次家，很多细碎的存根已经没有保留。
陈小喜则明确表示，自己在校期间一共只在自己读五年级时收到40元，并不是每学期40元。一年后，陈小喜从小学升入初中，再没有收到捐款。
40元，对当时的陈小喜来说，是很大一笔钱。这笔钱有多大？陈小喜说，当时从五年级开始住校，他周末会从家带2毛钱或者5毛钱的零花钱回学校，如果这个星期没有买本子和笔，2毛钱和5毛钱会原样带回。当时的学费，在陈小喜的记忆中是200元左右。正因为40元对陈小喜来说已经足够多，所以他说这个数字不会记错，更没有收到过400元。
陈小喜说，自己当年读高中就差100多元学费而辍学，如果真收到这么多捐款，一定会继续读书。
如果当地查无此人，汇款单应该如何处置？
记者就此查询了有关规定。按照2012年10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邮政汇款的收款人应当自收到汇款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到邮政企业兑领汇款。
收款人逾期未兑领的汇款，由邮政企业退回汇款人。自兑领汇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内无法退回汇款人，或者汇款人自收到退汇通知之日起一年内未领取的汇款，由邮政企业上缴国库。
陈楚碧汇款的上世纪90年代末，施行的还是旧的邮政法，在当时的邮政法中，也有这样的规定，《邮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邮政汇款的收款人应当自收到汇款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凭有效证件到邮政企业或其分支机构兑领汇款；逾期未领的汇款，由邮政企业或其分支机构退回汇款人。自退汇通知投交汇款人之日起满10个月未被领回的汇款，上缴国库。”
无论是新邮政法还是旧邮政法，如果收款人没有领取汇款，邮政企业会退回给汇款人。陈楚碧有没有收到邮局退回的汇款呢？
“从来没有收到过从邮局退回的汇款。”陈楚碧很肯定地说，她说寄了这么多次，只有第一笔钱汇出后，收到了陈小喜的感谢信，后来寄出的钱“收没收到都不知道。”
陈楚碧说，陈小喜毕业后来中山打工时，她在信封里夹了20元钱，方便小喜买火车票。这20元加上陈小喜读小学时收到的40元，一共60元。是陈小喜收到的全部资助。这点也得到了陈小喜的认同。
组织者：说法不一的调查结果
吉安市希望工程：400元捐助款为5年10个学期，每学期40元。
南山区团委：400元是一次性支付。
400元捐助款缩水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江西吉安市成立了相关调查组赴中山等地调查。
记者致电江西峡江县教育体育局，该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教育体育局领导已经和县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赴广东调查。建议咨询县委宣传部。记者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廖庆生询问调查进展。廖庆生表示，正在调查情况。如果有信息，会在网上发布。记者追问何时发布，他说，他只是调查情况，不负责发布，并说现在网上已经有了一些报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据吉安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介绍，经调查核实，捐款人陈楚碧女士通过“1+1”助学活动捐助的400元捐助款去向已查明。受助人陈小喜当时领取了两个学期共80元的捐助款，其余320元转为资助其他困难小学生。
吉安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说，1995年，深圳南山区与江西吉安地区（原吉安地区于2000年撤地设市，成立吉安市）开展了“特区与老区心连心”活动，南山区政府与当时的吉安地区行署签署了《深圳市南山区与井冈山老区开展“1+1”助学活动协议书》。“1+1”助学以解决每个贫困学生每学年的书本费及基本学习资料费为原则，标准定为每个学生400元人民币（按小学一至五年级计算总额，5年10学期，每学期40元）。待受助学生小学毕业后，如有捐款余额，则重新用于安排资助其他贫困小学生。
吉安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介绍，据核实了解，南山区首批捐款中有陈楚碧女士的400元捐款，陈小喜为陈楚碧女士捐赠结对对象。1995年9月进行南山区首批“1+1”资助金发放时，陈小喜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学生。根据协议内容，只能资助陈小喜到小学毕业，其受资助期限为一个学年两个学期。
经吉安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核实，陈小喜两个学期的80元受助款，当时已经市县两级希望工程办发放到陈小喜所在乡镇。据峡江县调查工作组介绍，调查工作组到陈小喜家核实情况时，其家长也表示当时领取了80元资助款。
陈楚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峡江县调查组在和陈楚碧核实情况时，告知，400元是分成10个学期发放给学生。一个学期发40元。“我是1995年9月13日汇款的，按照这种说法，陈小喜也应该收到80元啊。”陈楚碧说，“剩下的320元呢？”陈楚碧说，江西调查组给她的回复是，320元留给了学校的特困户。对于这个说法，陈楚碧说：“我是一对一帮扶，我写的是寄给陈小喜的，就是指定给陈小喜，怎么变成了给其他特困户呢？”陈楚碧说，“即使分给别的小朋友，也应该告知我，征求我的同意啊。”陈楚碧说，当时自己参加一对一帮扶时，被告知，400元是“一年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对于领了80元资助款的说法，陈小喜说，他也听到了这样的传闻，但自己记得就是40元。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不会记错。陈小喜说，在他的印象中，40元是班主任给的。
深圳南山区团委书记刘菲菲对媒体表示，经与多方核查，有两点事实已经可以确认，1995年那笔捐助款是以每位儿童400元的标准捐出，此外组织和接受捐款的机构确系团委的下属部门。
刘菲菲说，可以确认的是，1995年那次“1+1”助学捐款活动，协议内容就规定是对每位受捐助的失学儿童一次性给予400元的捐助，帮扶一位失学儿童，当年有5000名儿童完成协议的捐助。第二年再没有持续进行，目前她查到1996年和1997年的资料都显示没有再做这个项目。她说：“我们认为，这400元是一次性的支付。”
“1+1”助学活动截至当年6月10日希望工程捐款到位情况共计3351464元。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很多人和材料都不容易短时间内找齐，刘菲菲去相关银行发现，1995年时，有些银行记录都没有联网，都是手工凭证，查询起来颇费时间。但她对团委经手的这笔款项的清白表示非常有信心。“据我目前的了解，来源和数目都是很清晰，有据可查，起码在我们深圳这个环节不会有问题。”团委对这笔款项的透明程度“非常有信心”。
专家：如何建立让捐助人放心的监督机制
公开透明，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标准，不是什么都放网上，公开透明应该是优雅的、细腻的。第一透明人，应该是捐赠人。
吉安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提到的“1+1”，是希望工程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服务项目之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希望工程从1992年开始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叫“一对一”，按照结对子的方式，把捐赠人和具体的受助学生联系起来，想办法让捐受双方建立联系，具体的做法是有一张“希望工程结对资助卡”，一式两份，一份给捐赠人，一份给受助学生，上面有双方的详细信息，双方可以通讯，甚至还可以互相探访。
涂猛提到“一对一”时说：“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为捐赠人提供了一个全过程的监督捐款使用情况的通道，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捐款人都能够参与监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补充手段，比如我们的捐款要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最后要把这个审计报告向社会进行公布，包括我们对资助项目要进行评估，最后从受益人的选拔、确定到整个资金的管理，项目的管理，最后都要有一套公益评估指标进行评价，这个评价最后也要向社会进行公布，我们为了保证捐款的公开、透明、有效，还是有一套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控制、管理的办法。”涂猛说。
然而，出于中国人的含蓄，捐助者和被捐助者，即使相互通信，也不会直接提及给对方捐助了多少钱，或者收到对方多少钱的资助。这就出现了陈楚碧和陈小喜的乌龙事件。
当记者就此提问，在“一对一”模式中，资助方如何知道自己寄给孩子的钱，孩子有没有收到，是否全部收到？资助方的钱，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到孩子手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请示过涂猛秘书长，并以其在开会且不知会期何时结束为由，婉拒了采访。
如何建立透明的捐助机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建立透明机制，关键是两点：首先，政府要对捐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改革。现在有些基金会的捐赠门槛比较高，让捐赠人感到很沮丧，有些捐赠还需要收税，也影响了捐赠积极性。政府捐赠的大门要打开，该优惠的政策要优惠。其次，捐赠要向捐赠者透明。现在很多基金会在网上公开，但是捐赠者知道吗？捐赠公开，首先是向捐赠人公开，向捐赠企业公开。目前的情况是，仅仅只在网上公开，不捐赠的人看不明白，捐赠的人，本身可能不会专门去看。不对捐赠人公开，就没有给捐赠人应有的尊重。
对于有些基金会促进捐赠人和受助者的联系，王振耀说，在国外，一般是避免两者接触。捐赠人和受助者直接接触，有时会让受助者带有传统的感恩心理，对于捐助者而言，也有可能一直脱离不开对捐助者一生的照顾。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基金会这样专业的机构，来规避相关风险。通过基金会这样的服务平台，一方面，不让受助者知道是谁捐助，另一方面，把相关捐赠信息清楚地告诉捐赠人。
“公开透明，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标准，不能简单化。也不是什么都放在网上，把捐赠人的信息放在网上，征得捐赠人的同意了吗？”王振耀说，“公开透明，应该是优雅的，细腻的，需要专业的组织机构来做。慈善组织的第一透明人，应该是捐赠人。”
“目前在捐赠信息的公开以及公众对其的监督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崔昕说。崔昕认为，慈善捐款，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出现大的灾难的时候，凝聚众智。现有的捐赠模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可能今天有捐款，有饭吃了，明天没有捐款，就没有饭吃了。”崔昕说，理想的捐助模式，应该是企业作为公益的主体，进行可持续运作。对于被捐款人来说，也不能有惰性，等着捐助，应该有更多的人自我奋斗。
但无论哪种捐赠模式，在崔昕看来，都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补充手段，不能寄希望于捐赠来解决社会问题。
崔昕认为，要建立透明的捐助机制，需要基金会、慈善组织规范运作，规范运作的重点是效率。“这需要对使用捐款的机构、人进行效率考核，看捐赠的钱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崔昕说，“捐赠的100元，是解决10个人的问题，还是解决更多的问题。”崔昕认为，公益性捐助有很多领域，不只是纯救济性的。他所在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政策研究，因为一个好政策能解决成千上万人的问题。
不管外界纷扰如何，陈楚碧和陈小喜的生活，在经过了这轮打扰之后，正逐步恢复平静。陈楚碧说，虽然12年前就知道了捐助款缩水的事情，但这些年，她一直没停过做善事，只是更多成了亲力亲为。她和老公亲自把钱物给一些特困户或者需要帮助的老人送上门。
这些年陈小喜换过几份工作，现在是一名叉车工人，工作非常忙，两班倒，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他有个朴素的心愿，想攒点钱，给家里的父母盖房子。只是，在工作之余，这个曾经想继续上学，曾经语文、数学总分考出了187分（满分200分），曾经差100多元就能读高中的他，有时候也会想想，如果他收到了400元的爱心捐款，也许命运就会改变。
付业兴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