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红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24日18时，已经有196人离开了我们。这196名逝者的家人无可避免地要背负如锐器击中般的撕心裂肺。就像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在谈到东日本大地震时所说，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两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
说到地震和生死观念，我个人认为日本在这方面是值得我们一再学习的国家。回顾和比较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所幸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进步。相对于灾难中一个数字总和，每个逝者的名字都应该被真真切切地铭记。已经有媒体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在尽可能地收集地震逝者的名单：杨欣怡，龙门乡红星村4岁的留守女童，生前喜欢喝酸奶、吃干脆面，只有在春节才能见到父母，她在电话里跟爸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回来给我带什么好吃的？”武杰，16岁，龙门晨阳希望学校学生，生前摩托车骑得熟练，入土的时候奶奶很遗憾，因为没有买到纸扎的摩托车烧给他……也许只有面对这样一个个逝者的片段时，我们才能对有些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有更为凝重深切的体悟。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事实虽然残酷，但随着赈灾工作将转入灾后重建，随着媒体对灾区报道热度的降低，关注的渐渐褪去正如其热切涌来一样，都是让人措手不及的，除了呼吁对灾区的关注能有个理性的持续阶段，我想，对于失去亲人的生者来说，尤其是那些未成年人，需要有意识地建立一些有关生死的价值观念，尽管做到这些非常沉重和艰难，但非如此不能度过此劫。我再次想起一部日本影片《入殓师》，影片以一名入殓师新手的视角，观察各类死亡，“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正如门一样。我作为看门人，在这里送走了很多人。说着，路上小心，总会再见的”。每个人都会成为送别之人和被送别之人。也许，在这个时候，恰当的艺术作品能缓冲悲恸的程度，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一段时间内陆续有人放弃生命，怎么面对震后悲恸，越发值得深思、行动。
死亦不惧，生者当留恋。在芦山地震中，灾区一些普通人以生活化的细节把一种温度传递给别人，温暖着自己，也鼓舞着旁人。岳艳，成都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地震发生后，她回到雅安，和村民们穿过危险的山路，给附近抢通公路的救援人员送粥，被誉为“送粥妹”；廖智，绵竹汉旺镇的一名舞蹈老师，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婆婆和女儿，失去了双腿，雅安地震后，戴着假肢的她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宝兴县4岁小朋友陈浩然，向为他包扎伤口的军医敬礼……普通人身上流露的这些朴素的情感，成为悲恸中的亮色，打破了死亡带来的沉重，成为一股涌动在灾区的重生力量。救人者自救，我相信，媒体记录的，只是长河掬浪，将来带动芦山灾区涅槃新生的，是更多平凡人凝聚的自发的生命力，那么柔软，又极其坚韧，这才是未来新芦山的精气神。
除了生者、逝者，跟芦山有关的面孔，还有更多的外围的人。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见证人性的复杂多变。有借芦山地震敛财的，也有拷贝别人的救灾照片装作自己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还有一些发表高见的公知们。当然，更有亮色的一面，除了国家派出的救援力量外，这次芦山地震中，一些民间人士和民间组织表现得让人充满敬意，比如，壹基金、李承鹏的专业救援队，在向芦山灾区运送药品途中牺牲的志愿者汪策等，从雅安地震中，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蕴藏着伟大的志愿力量，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必然培育成熟的民间组织、活跃着自觉自愿的社会人士，这将是一笔来自社会的、留给年轻人的丰富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