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1893-1985年），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23年，为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开辟天地。
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本科层次的女子大学。“厚生”校训确定于1919年，这一年恰巧是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季。“厚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神。后来，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达23年之久，她对“厚生”校训十分认同，一直强调忠实厚道，讲求奉献，不求索取，服务社会，让生命更有意义。可以说，吴贻芳的一生，就是将“厚生”理念努力践行并融入生命和血液之中的一生。
以生为本，为学生发展提供服务。金陵女子大学几乎设置了当时欧美大学的各个专业：中文、英文、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音乐、体育、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家政、医学预科、护理预科等。吴贻芳认为，要根据学生的需求设置专业。一次，有位女生选择了海洋专业。办一个专业谈何容易！可是，吴贻芳没有放弃，她冲破重重阻力，坚持设置该专业。后来这位女生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在金陵女子大学，师资队伍具有“三高”特点：高比例的外籍教师，当时外籍教师占到全校教师总数的30%至93%；高师生比，当时的师生比为1:4.6，按每4-5个学生配一位教师；高学历的名家学者，学校聘请众多的名家名师任教，他们来自国内外各个领域。一流的师资为学校培养一流的学生提供了重要保障。金陵女子大学定期为学生体检，每年对学生建立健康档案。对于体弱的学生，学校定期为他们免费增加营养餐。
毕业生梅若兰回忆说：“我来自成都一个困难家庭，进校时体重不达标，学校下发通知，让我每天上午10点到规定地点吃营养餐，直到体重达标为止。”为了帮助学生达成身心和谐状态，学校还为学生开设心理学课程。为了对学生更好地因材施教，学校设有导师制、姐妹班制、新生周制、退休制等。导师制要求每位导师指导学生7-15名，及时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思想状况、心理情况、行为倾向等。姐妹班制是在新生宿舍里安排一个高年级的“姐姐”与低年级的“妹妹”同住一室，指导新生尽快了解校园环境、学习规章和活动要求等。这些制度的实施营造了学校如家的氛围，让学生随时感受到管理的温馨和温暖。
以素质教育为宗旨，进行“全人格”培育。吴贻芳在治校中强调主辅修制和自由选择专业制。在她看来，主辅修制的实行是为了培养学生宽广的知识面，让学生文理相通。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主修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主修理科的学生必须选修1门社会科学。实行自由选择专业制是为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同时，对学生转换专业几乎不设限制条件，学生学习一段时间后，如发现专业不适合自己的兴趣，可向学校申请转专业。不仅如此，吴贻芳倡导和支持教师用启发式、问题研讨式教学法。她觉得教师不必使用单一的教科书，可以给出专题由学生课后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训练学生的学习力。而且，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十分重要，为了营造浓郁的学术交流氛围，吴贻芳聘请了国内外政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名流到校演讲、作报告，开阔了学生视野。不仅如此，吴贻芳还特别重视外语教学和文体活动。她认为，良好的外语训练是学生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报效祖国的基础。就她本人而言，她本科毕业后也曾在北京女子高师任外语教师。对于文体活动的重要性，吴贻芳认为“金陵女子大学要把注意力放在普遍提高学生体质上”，体育课是唯一四年必须修的课程，不合格不能毕业。
以爱国为要，淬炼知行合一的品格。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在街道开展各种活动，举行抗议日军侵略示威活动，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女子大学一方面组织师生和安排教学设备转移，另一方面组织好抗日救国活动。由于战争袭击，学校历经三次迁校。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吴贻芳冒着生命危险鼓励学生成立农村服务部，支持学生为抗日军民募捐，照顾伤员等。抗战结束后，学校很快恢复教学。解放战争结束后，有人为吴贻芳买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她毅然拒绝；在许多优厚的条件下，吴贻芳没有选择放弃教育，而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余生。
“用奉献服务社会”，也是吴贻芳在担任校长期间一直高度关注的办学理念。在她看来，社会服务是学校精神的一种输出方式。当时，学校结合家政专业中的幼儿教育，组织学生成立了农村服务部，培训妇女如何办幼儿园。抗战期间，农村服务部开办了妇女班，教妇女识字、珠算和卫生常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吴贻芳的“厚生”思想无处不在，其“厚生”精神对毕业生的成长终身受用。这位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一辈子“嫁”给了教育，以拳拳的赤子之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以“厚生”理念造福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圆了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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