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年），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1906年秋，39岁的蔡元培借清政府派遣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的机会，申请自费赴德国留学，次年6月终于成行，从北京乘车经西伯利亚至德国，先是在柏林修习德语，随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
这是蔡元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的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期。
留德4年多，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研修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等，深入考察了德国的教育制度，翻译了若干有关德国教育的文献资料。一方面，他开始接触到美学的相关理念，感觉非常喜欢，选修了多门美学课程，开始系统研究美学和美学史。另一方面，学习之余他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还曾练习钢琴和小提琴，观看大量的歌剧、话剧。在《自写年谱》中，蔡元培回忆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正是这一段难得的游学经历，奠定了蔡元培对现代教育尤其是美育的基本理解，也使得他成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先驱，也是当时引进西方美学思想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尽管在蔡元培之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受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影响，在文化启蒙中对美学初有涉猎。但“美育”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则是从蔡元培开始的。他从德语中翻译了这一专有名词，系统引介西方美学及美育，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还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撰写了“美育”的条目。对于“美育”，他的定义是“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以“审美情感教育”为内涵的“美育”概念，由此沿用至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不仅仅是美育的研究者、理论家，而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教育改革家、实践家。1912年初，蔡元培受孙中山之邀回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教育总长，随即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可谓是他的教育施政纲领，其中明确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而“五育”之一就是“美育”。他将美育视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主张利用美育陶冶人们的性情，纯洁人们的志趣和品格，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在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提出的这一教育方针，既是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在国内较早提出体智德美并育的思想，对后来的教育方针拟定无疑有着深远影响。
随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更是身体力行，将当时的北大变成了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重镇。他亲自开设、讲授美育课程，并组建文学、书法、会话、音乐等各种美育学术研究会，聘请教师讲授、做指导，定期开展美育活动；设立美术课，自编教材；创办美育学术团体和艺术刊物等。在他的支持下，北大设立了书法研究会，他还倡导在大学开设书法专科，使北大成为一所艺术气氛浓厚的高等学府。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是颇有远见卓识的举动。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大批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都在探求救国之道，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到现代的政治制度，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证明都是走不通的。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蔡元培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提出了“教育救国论”，躬身进行教育改革实践。
然而，与许多同代人迥异的是，在那个注重“实务”、推崇实用主义的年代，蔡元培却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美学对陶养人的精神和心灵的重要价值，大张旗鼓地把美育作为教育救国论的重要实践途径。这样的独立精神与实践勇气着实令人钦佩，同时也使得他的美育思想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蔡元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汲汲于西方学说的拿来主义者，而是始终以建设的态度致力于中西方美学理论的融合发展。作为一位始终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蔡元培反对文化上的厚此薄彼，在美育建设上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营养。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礼乐教育同样是一种“美的教育”，无论“礼教”还是“乐教”都与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有着内在渊源。也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理解，蔡元培才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主张，把美育作为在中国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救国救民的社会活动中，关于美育的专门著述不多，其美育思想大都散见于各类演讲和文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美育与人生》《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办法》等。时至今日读来，他的这些美育思想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改进学校美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系北京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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