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善良的打工者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关系和背景，只有忙碌的背影。当我们真正为打工子弟入学廓清了障碍，打工子弟上学难的尴尬将被打破。
这个季节，北京打工子弟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又一次被人们所牵挂。在一轮又一轮的整顿、取缔和转学风波中，这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使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俨然上升为一种现象，一种政策博弈背后利益和权益的博弈现象。
每一次“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的出现，都会以媒体为战场，演绎一场学校和学生权益的保卫战。学校、学生和政府始终是这个新闻的主角，学校的存续、学生的分流和政府的姿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通过媒体表达政策善意的初衷和责任的担当，学校通过媒体表达他们的不幸与无辜，学生家长则通过媒体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当我们再度观察这一现象时，会发现问题的焦点依然集中于，打工子弟学校是否该关停，什么样的学校该关停，关停后学生是否能够得以妥善安排。
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民办教育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其存在的价值毋庸置疑。几年前，我曾采访过位于大兴区的京豫陈学校，这所看上去有些简陋的学校，却让人从很多管理细节和学校教师身上看出，这是一所负责任、有追求的学校。这里聚集着一批喜欢教育的教育者，有退休的老教师，也有选择北漂的大学生。为了不断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投资人每年要重操旧业来补贴学校。这样一所栖息于城市边缘的学校，不仅赢得了社会的关注，更得到了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关心支持。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能够像京豫陈学校这样坚守教育底线，担当教育责任，并不是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值得同情和支持。那些以投资教育来攫取利益的投机者，那些把学校办成“学店”的“山寨学校”、“问题学校”，是整个打工子弟学校群体中的异类，他们同样以弱势者示人，以责任担当者标榜，但“在以弱势群体面目出现的办学者身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暗处”。在地方政府“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政策原则下，这样的学校显然是应该予以取缔的。
在单纯以营利为目的打工子弟学校内，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甚至国家规定的课程都无法开全。一些学校甚至是在以“反教育”的方式从事着培养人的教育。这样的办学人是在以“教育”的名义谋利，并且严重损害着民办教育的整体形象。对这样的学校必须痛下杀手，我们不能被舆论的声音所绑架。对于肩负管理责任的教育行政部门而言，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存留下来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一方面要妥善解决打工子弟的“入学难”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教育局不只是公办学校的教育局，也是民办学校的教育局。对以打工子弟学校为代表的民办学校，同样需要给予资金支持、政策扶植和有效管理。管理不是单纯的规范，还应有引导、帮扶，管理不能把“规范”变成控制和打压。正如政府无法迅速提供足够的学位供打工子弟选择一样，打工子弟学校也很难有能力迅速依“法”或依“标准”办学。打工子弟学校需要在不断的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否则，只有规范没有帮扶，只有控制没有促进，打工子弟学校在尚没有达到“规范标准”的情况下，就可能被关停。
我们再来看打工子弟的入学安排。几乎每一次打工子弟学校遭遇关停时，都会有部分学生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失学。一方面公办学校提供的学位不足，另一方面学生要进入公办学校，办理“五证”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家长办理“五证”要在城市和家乡之间往返奔波，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精力成本很高；即便是“五证”齐全的学生，也可能被拒绝于校门之外。在严格控制班额的政策下，一些公办学校因为“人满为患”而不得不拒收学生。因此，在一些城市，打工子弟托关系入学成了一种“正常现象”。
为什么打工子弟学校有市场需求，因为它入学的门槛和条件相对较低，程序简单。在妥善安排打工子弟时，教育行政部门能否进一步简化入学手续和程序，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方便？要知道，那些善良的打工者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关系和背景，只有忙碌的背影。当我们真正为打工子弟入学廓清了障碍，打工子弟上学难的尴尬将被打破。
打工子弟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急需破解，我们呼吁要保卫学校，更要保卫学生。政府要在“一刀切”和“切一刀”之间作出智慧的权衡，让打工子弟真正融入城市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让打工子弟学校逐步成长为一支城市教育的建设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