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所亚洲规模最大的中学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节日——“送考节”。七十辆大巴护送考生赴考，数万家长十里相送，场面蔚为壮观。今天的中国，高考已经俨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仪式，每年的高考新闻总是饶有趣味地制造着新的舆论场。家长孔庙烧香祈求孩子高分，高三女生喊楼“邀睡”减压，衡水二中“高考誓师大会”激情上演，为让迟到女儿进场考试母亲甘愿下跪……在现实环境下，这些新闻迫使人们去反思些什么，但似乎又有其合理的一部分，因为高考为大，一切逻辑为高考让路。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必经之路。高考创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情景，因为那里安放着难以抹去的故事和细节，而且浓缩了“中国式奋斗”的全部精髓和灵魂。
十年磨一剑，只为在这个六月“一考定乾坤”。在由“竞争”二字所诠释的逻辑体系中，高考是举起生命重托的最佳路径，“黑色六月”成为一种恒定而牢固的社会现象。竞争，不单单是高三学生的血酬定律，更是被早早地推向了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由高考卷起的这场竞争注定是深远的，是彻底的，是社会性的。它悄无声息地接管了应试教育的全部逻辑，所有关于素质教育的美丽愿景被狠狠地打入冷宫，动弹不得。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那里，从科举开始，读书更像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安排，而考试是一个人改变命运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性的“程序”。“官本位”、“知识贵族”、“学而优则仕”隐隐地揭示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高考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了类似的社会功能。
纪录片《中国门》更像一个微妙的隐喻，导演王杨诠释了两道门，第一道门是高考，第二道门是毕业找工作。从1952年高考制度实施至今的半个世纪里，这两道门遥相呼应，深度对接，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这些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见证了独木桥上的血拼场面。悲壮过后，生命之花静静地怒放，高考给了人们明确而坚定的奋斗信心。
从1999年开始，扩招政策圆了更多学生的大学梦，然而在教育振兴、拉动内需、维护稳定、阶层流动等话语编织的复杂逻辑中，大学生面临着极大的就业压力。残酷的现实击溃了人们对高考的美丽想象，以致无法接受“北大毕业生卖猪肉”这样的事实，知识与命运被迫脱离了对方的解释逻辑。
曾经饱含希望的汗水，偏偏埋葬了世人的期许和信心。如果说“高考之门”还相对公平的话，“社会阶层世袭制”、“寒门难出贵子”、“父辈就业时代”等现象则剑指“工作之门”的是是非非。
高考，这个曾经承载着教育良心的选拔方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极为纠结的符号表象，最终失去了它原本强大的象征交换功能。在为人诟病的“工作之门”面前，扩招某种程度上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轻松地越过高考，而后凭借发达的人脉关系挤占了原本属于优秀孩子的工作岗位。“高考之门”这道关卡在托起“中国式奋斗”的集体期许下步履蹒跚。
在极具幻灭感的“工作之门”面前，“高考之门”并没有被历史性地架空，这条路上依旧“人满为患”。这不能不提到我们时代普遍浮躁的“唯学历论”用人机制。如今，保姆、服务员等工作几乎清一色地转向大学生学历。当“人才贬值”成为事实，学历将能力逼向了死角，这进一步激活了大学文凭的“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有些民办大学、独立院校堂而皇之地兜售文凭，艺术类招生更是遍地开花，艺术热仅仅因为艺术专业“好考”。诸如此类的“泡沫教育”已经泛滥成灾，间接地稀释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人们明明知道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就业。然而在残酷的“唯学历论”面前，人们又不得不涌向大学，被那一纸文凭绑架着匍匐前进。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考试问题上如此清醒而无奈地纠结着，毫无反抗地行走于生活的悖论中。
在《高三》、《中国门》、《中国战士》等纪录片所呈现的高考图景中，高三孩子藏身于书堆里，激动而谨慎地计算着知识与命运之间的函数关系。那盏幽暗的油灯后面，孩子们或许未曾想过高考不远处“就业公平”这个如此逼真的外部变量。其实，在命运那里，对公平的渴求远远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技术改革。让高考对得起它应有的社会重托，给那些风干的汗水一个足够强大的解释，这不能不回避社会制度建设层面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当然，如果社会在“唯学历论”上作出更为理性的让步，还能力一个应有的评价维度，一部分人将被分流到高考之外的其他培养体系中，这无疑是对高考的一次善意的“减负”。
（作者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