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靓
6月25日，中国水利水电泰斗、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斯人已去，通过光影在岁月中的留痕，我们试图去还原其生命的底色。
从英俊青年到耄耋老者，张光斗不变的身份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从黄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型水电站的坝址，他的身影超越三尺讲台，随着中国的大江大河奔腾不息。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险山恶水，用自己亲手绘制的蓝图将其变成青山秀水，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中国水利水电事业从涓涓细流走向波澜壮阔。
小传
1912年5月1日，生于江苏常熟。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37年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工作。
1949年10月起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副主任、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创建河川水工建筑物及水电站专业，编写了国内较早的《水工结构》教材。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至1961年，出任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技术主要负责人。
1958年，负责设计我国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
1973年，参加葛洲坝工程设计。
1981年，被聘为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同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兹(Haas)国际奖”。
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张光斗任副组长。
“中国如果亡了，得个博士学位也没用”
照片(1):照片中的张光斗风华正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对于出生在江苏常熟县鹿苑镇一户贫穷人家的张光斗来说，大好前途唾手可得。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爱国心切的张光斗毅然谢绝了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和导师的再三挽留，辗转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中国如果亡了，我得个博士学位也没意思，没用！”多年以后，张光斗先生回首往事时，依然未改初衷。
1937年秋，一艘法国轮船载着风尘仆仆的归国青年张光斗从汉口沿长江逆流而上。那一年，他25岁。
船行至三峡，他不禁为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壮美山川发出赞叹，同时又联想到出国前考察时看到各地的洪涝灾害频仍、水利事业不兴，山河破碎风飘絮，祖国的内忧外患让年轻的张光斗笃定水利报国、造福人民的决心。
从1937年到1942年，张光斗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艰苦奋战，为中国建造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设计、施工的水电站，为军工生产提供电力，支援抗战。
1947年，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美籍总工程师柯登期满回国，临行前多次邀张光斗去美国工作，但被张光斗谢绝了。
1948年下半年，在台湾的同学和友人也纷纷来电，催促他去台工作，均被他婉辞，张光斗还巧妙地将准备运往台湾的技术档案和资料保存下来，用于新中国的建设。
“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张光斗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两件事情值得回忆。一是1973年，我率团去西班牙参加国际大坝会议，使中国成为会员国，逐出了台湾。一是1981年，我率团去阿根廷参加世界工程师联合会会议，又使中国成为会员国，逐出了台湾。我们为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贡献。”
这位当年考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认定这一生要为国家服务。爱国情深，是他一辈子的动力源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光斗全心投身于水利水电事业，在祖国的版图上，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就有他的目光、他的身影、他的足迹。
“即使设计了一百座，第一百零一座仍是个零”
照片(2):左边是毛主席，右边是张光斗（右一）等工程设计人员，对着一副沙盘仔细研磨。光影带我们穿越到热火朝天的北京密云水库建设工地。
1958年，张光斗作为总工程师，负责设计我国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整个枢纽包括两座主坝、5座副坝、3座开敞式溢洪道等共19座建筑物，总库容44亿立方米，对潮白河下游防洪、灌溉和缓解首都北京供水紧张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十万名民工，一万多名解放军官兵，几千名技术管理干部，在南北30多公里、东西20多公里范围之内，7座主副坝、两座电站、两条隧洞、两座大溢洪道同时开工，真是人潮汹涌，炮声连天，千头万绪，到处告急。张先生和清华师生、设计人员常驻工地，一道住在席棚里，日夜忙碌。”张光斗的学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至今还清楚记得和老师并肩奋战的情景。
张光斗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黏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当时在国内均属首创。
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密云水库这座世界水利工程史值得书写的水利设施，被周恩来誉为“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然而，身为学者的张光斗，在火热中依然保持着理性。1960年水库基本完工，张光斗嘱咐几位年青教师常驻工地，对全部设计从计算到图纸直到实际施工结果，做全面仔细的核查，务求不留任何隐患。他知道，在“大跃进”中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赶出来的设计，难免有不周到之处，如果造成一些隐患，后果难以想象。就这样，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师生用了3年时间查出10项重要的问题，并逐项得到补救，才使密云水库得以安全运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建议。
有人说，张光斗走过的桥比常人走过的路还多。可是张光斗总对学生说，“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对于每一座水利设施的建设，他都秉承因地制宜和创新。
对二滩拱坝枢纽布置，他坚决主张坝内、坝外多种方式结合的泄洪方案，并形象地将此方案比喻为“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比喻一直被同行专家们传为佳话。
对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三期施工导流底孔方案是他提出来的。这一方案的实施对保证三峡工程施工期黄金水道的顺利通航和整个工程的按期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水力资源蕴含量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河流洪水流量大、泥沙含量多等特点，开发困难较大。张光斗曾动情地对一位友人说过：“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祖国用得上。”
张光斗付出的，比“本事”更多。1980年夏天，张光斗37岁的儿子张元正突然发病去世时，他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老年失子，无比悲痛，欲哭无泪，惊呆无语”这四个词，恐怕是为人父者最强烈的情感表达。然而，在儿子追悼会结束后，张光斗把自己关了两天，写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让助手送交水利部和长江委设计单位。
“要是有力气爬，一定再多检查几个底孔”
照片(3):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脚踏黑雨靴，这副行头和一个耄耋老者极不相称，脚下陡直的梯子更不像他该出现的地方。照片中，张光斗刚刚从三峡大坝的脚手架上走下。
三峡工程开工时，张光斗已82岁高龄。和许多人一样，他对三峡工程一直魂牵梦萦，情有独钟。不同的是，他见证了三峡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以至开工建设的全过程。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张光斗就参加了三峡工程的勘测。1944年，美国著名的大坝工程权威萨凡奇应邀两度考察长江三峡，并提出由美国垦务局代作设计、由美国政府贷款，兴建三峡大坝。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张光斗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方案，这一次张光斗没有反对，而是十分赞成，并且参加了筹建工作。
过去，张光斗经常跋山涉水、露宿野外，和工人们一道下基坑，爬脚手架。这一次，也不例外。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回忆说，张先生每年必来三峡工地，每至工地，必到施工现场。
当时，考虑张光斗年事已高，大家总是力图劝阻他。但是，总是无效。“工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们是不是想捣鬼，不敢让我看啊？”这都是他冲破“阻挠”的口头禅。
2001年春，作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89岁的张光斗到三峡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内行人知道，高速水流对底孔过水表面平整度的要求极为关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张光斗坚持从基坑顺着脚手架爬到56米高程的底孔，用手摸到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
对于已近90岁的老人来说，爬40多米高的脚手架，其难度可想而知。“张先生个性好强，在脚手架上不让人搀扶，我知道他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因为他不时碰到我身上的手已是冰凉，艰难迈出的两腿也已在微微发颤。”当时的情景，张光斗的学术助手、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光纶仍然历历在目。
返回时，王光纶怕他腿软撑不住，滑下去，只好故意挡在他前面慢慢走。即使如此，张光斗仍然还是坚持查看了两个底孔。他后来还告诉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钱正英：“我实在爬不动了，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他经常用中外水电史上一些失败的例子告诫年轻的水电工程师：一根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水隧洞。“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最后一次完成实地考察的老工程师留给后人这样三句话。
“工科生要走到工地上，和工人一起劳动”
照片(4):在绿树成荫的清华园里，一位白发老者，一手拄拐棍，一手拎包，身体向前倾探，犹如一棵遒劲有力的古松。这大概是张光斗留给这个校园最后的影像。
张光斗致力于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事业传递下去，而这唯有靠教育、靠人才。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率先在国内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上世纪60年代，他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国内外资料，结合个人多年工程实践的经验，编写了一部《水工建筑物》专著，可惜几百万字的书稿在“文革”浩劫中散失了。改革开放后，他数年辛勤努力，每日伏案疾书数小时，手持放大镜重新著书立说，相继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专门水工建筑物》三部专著。
张光斗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亲自给学生讲“水工概论”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课。他手拿放大镜讲课的情景令许多学生终生难忘。
张光斗执教58个年头，学生逾5000人，许多人已成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其中包括一批国家重大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和建设的总工程师、多名国家设计大师，还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
他的学生、水利系教授张仁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张光斗上课的情形：“张先生讲专业课非常生动，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张仁说，过去的专业课讲理论比较多，实际内容少。张光斗有非常丰富的实际经验，从规划设计到施工都非常了解，所以他经常会讲些具体生动的例子，学生们都非常感兴趣，觉得与实际联系得很紧。
张光斗常常告诫学生：“理论计算、设计图纸，必须在实际中得到落实和验证，如果现场施工控制得不好，再好的设计也是白费！”他反复强调说，“工科生不能只待在学校和实验室里，要走出去，到工地上去，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要获得真本事，没有实践是万万行不通的。”
对高等工程教育问题，张光斗多年来有着深入的思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光斗从清华副校长和水科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然而心系教育的他仍然没有闲暇。他常到国内外走访，考察国内外高等教育状况，并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思考。
他认为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一定要适应国情，满足我国工业建设的需要，要与工业企业相结合；科学理论基础要扎实，还要有最基础的工程教学，有设计和生产实习；他还特别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先生的精神将一直激励我为水利事业而奋斗！”在张光斗70年执教的清华大学水利系，一层大厅简朴的纪念板前，自发前来悼念的学生络绎不绝，一位刚上大一的男生郑重地说。
他在101岁离开了他的学生。101岁，这个别具意义的数字，包含着一个世纪的完满，又蕴含着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在祖国的山水之间，也在莘莘学子的心里。
印象
从几件小事感受张光斗先生
■周建军
我1993年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工作，之前与张光斗先生没有过接触。因为参与三峡工程科研，常常带着问题向张先生汇报。长期交往，对他比较了解，也比较谈得来。他常说：“周建军是我的小朋友，我们的观点容易接近。”近年来，在身体和行动都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他还常打电话叫我去他甲所的办公室或家里，讨论有关三峡导流底孔等问题。但是，在我和他的接触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几件小事：
记得1995年前后，清华大学泥沙试验室都在为三峡枢纽通航建筑物布置研究而努力工作。张先生常问起我们的进展，我们也常去向他讨教。
三峡上游引航道布置和内部波动与冲沙方案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当时，我根据数学模型计算论证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就去他在工字厅后面的老办公室向他汇报。谁知道，他的反应非常犀利，我还没有讲完内容，就被他抓住了一个问题，把我批评了一通。当时，我也是血气方刚，认为有理可以走遍天下。我就和他顶撞起来，还说了几句重话。这一下，老先生更是恼火，把我轰出了办公室。事后我非常后悔，他是老前辈，我怎么能这样顶撞他呢？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天后，正当我在回忆他的意思、考虑修改方案的时候，突然收到他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他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了大约一页纸，他居然在信中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态度不好，希望我不要介意。他又说他是凭经验看问题，认为我的数据可能有些问题，但方案的主要内容还是可取的，并详细给我讲了他的意见。
这时的张光斗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他是大家公认的学术泰斗，他向我这么一个35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错了。我根本就不敢相信！
这是我从内心尊敬张先生的真正开端。后来无论他批评或表扬我，我都愿意用心里话和他交流，与他之间的交流成为我很美好的回忆。
张先生比较爱管闲事。什么事，只要他感兴趣，总要向别人写一段意见或建议，还寄给别人。对国家大事，他更是积极发表观点。他发现我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常能和他能聊到一起，讨论一些国家大事。比如：关于申办奥运会的问题，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差别和问题，北京、上海是否有必要建设得这样豪华，国家应该把钱更多花到农村去，农业用水是否该交钱等等。有一次，我问他：“您管这么多事情，怎么知道你讲的就一定正确呢？”
张先生很郑重地给我讲：不但是对这些问题，即使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工程和技术领域中，许多问题靠我们的认识和试验判断，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正确。但是，在没有更好办法之前，有些问题也是必须要做的，发生错误是难免的，这没有办法，人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要真心做事，而且要把握几个原则：讲话和做事的前提要为国家和人民好；所讲的话一定要发自内心，自己都没准的东西绝对不能讲；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讲错了，就必须马上改正，不要顾面子。
张先生真心做事的原则使我在科研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受益匪浅。因为有了这样的原则就可以坦荡和勇敢地面对问题和挑战。还记得在和他一起研究三门峡工程去留问题期间，张先生还给我讲：对科研和工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只有建议的权利，没有资格去决定任何东西，但是领导需要一句真话。他的这句话成了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做事的角色定位。
张先生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表面上很严，批评居多、表扬偏少。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内心对我们十分爱惜。2002年换届后，我开始在民主党派和全国人大等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社会活动确实占掉了我大量的工作时间。对此，我始终没有敢亲口向先生讲。一次去他甲所办公室看望他，他抱怨我很久没去了。我推说太忙。他便挖苦我说：“周建军现在了不起了。”我只好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最后他讲：“周建军，你骑马太多，不好。要把精力放在学术上。”这虽然是一段批评，但我切实感到了先生的关怀。
多年来，自己能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得到了许多像张光斗先生这样杰出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指导、影响和感染，学习他们的为人之德、治学之道，这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敬业、踏实的品德和作风，更是我们年轻一代永远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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