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国
日前，备受关注的“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终于有了一审结果：万宁市第二小学原校长陈在鹏、万宁市房管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强奸罪名成立，分别获刑十三年六个月、十一年六个月。
在一些法律专业工作者看来，此案就法院一审判决而言，基本符合预期且有许多进步之处。从以涉嫌“猥亵儿童罪”拘捕，移送检察院时罪名被更正为“强奸罪”，到最后强奸罪名成立，定性更准确。一改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开审时不让幼女家长参加旁听的恶例，虽不公开审理，但是让受害女生家长出庭旁听，程序更公正。最后，与“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相比，强奸罪的量刑更重。根据《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从重处罚；奸淫幼女多人、情节恶劣的，量刑起点为十年，最高可判死刑。只不过法院考虑到被告自愿认罪、悔罪的态度，以及强奸未遂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在法定量刑范围内分别判了十三年六个月和十一年六个月的相对“从重”刑罚。
刑事处罚讲究罪刑法定，也要求罪刑相适应。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某人的身份特殊而在刑罚上有所减、免。可以说，该案件的一审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要求与原则。但是，也有媒体报道，这个“从重”判决，在学生家长和民众的心中仍然感到“偏轻”。这又是为什么？
在笔者看来，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有相似判例在前。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3起典型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其中一起是鲍某某利用教师身份，在两年多时间里猥亵幼女7人，多达数十次，并将其中6人奸淫达数十次，最终鲍某某被判处死刑。因为有参照系在前，加深甚至是加大了人们对此案判决的心理预期，希望此案也能够重判为无期甚至是死刑。二是有深切的期盼在内。案件曝光后，人们对教师的理想期待与现实表现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并由此产生了重判罪犯以保护学生身心安全的强烈企盼。
在任何时代，教育总是肩负守护一方净土、捍卫世道人心的职责，学校总是学生身心安全得到呵护的地方，教师也总被认为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承担着对学生知识传授、态度培育、价值树立、安全保护的职责。这种安全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校舍等表层的“物理”安全，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学生的身体安全与心理健康。
然而，现实往往也会呈现事与愿违的一面。在一些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中，罪犯恰恰是学生信赖、亲近的在校教师。当传统的、理想的美好形像被颠覆得越彻底，反差越大，社会往往也就越难接受，越痛苦。
痛定思痛，此类恶行必须被遏止。对于教育工作而言，既要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改善与提高以扬善，也要重视法律的制裁作用以惩恶，因为法律是文明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保障。有人曾说，“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不会也不能强求其都成“圣”成“贤”，但不会也不能任其堕落“下行”成为残害学生的“魔鬼”、无耻之徒。如果教师本身已经失去“良知”，缺乏最低的职业操守，违背法定义务，对其违法犯罪行为就迫切需要法律的制裁，以保护学生免遭摧残。这是最后的底线，退无可退。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其对弱者的态度。相应地，学生在教师的保护下安全地学习、生活，理应也必须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和基础，不容坍塌与破坏。
“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虽是个案，“空前”却未必是“绝后”，其一审判决虽是“从重”，却是“重”而犹“轻”。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日益形成“幼女特保，若有侵害，必受严惩”的氛围下，它必将成为今后此类案件判决的法制标杆，且只会更严、更重。同时，此案判决也向教师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教师要规范自己的言行，遵纪守法，关心、爱护学生，从而在社会上才能得以立身，学校才得以立信，教育才得以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