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薇
《浙江日报》6月27日报道，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浙江大学校友会否认反对新校长任命”的帖子在网上异常火热，而更早前网上关于“反对林建华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公开信事件还在热烈地发酵中，帖子中称，林建华先生的背景与浙江大学、浙江无任何交集，显然在短期内难以了解和体认浙大文化之内涵。两篇文章都以校友的名义发出，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争议无数。
校友会成员复杂，学者、企业家、为政者，但总体而言，把校友放在大学校园的语境中考量，相信更多校友还是愿意称自己为学友、学人。这点，笔者在参加一些校庆活动时就有深刻体会。
学人问政，在中国是一种传统，大部分学者治学都是为经世致用，从先秦诸子的经世之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波波的学人问政、论政之潮翻涌在历史长河中。
大公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星期论文”栏目，集结文化名流，如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郭沫若、茅盾、费孝通等，对开明的专制、新式的独裁、民主的政治、复兴农村、开发工业等重大的政治、社会及民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发问与探讨，一时间，学界中呈现出“春风扇淑气，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景象，但乱中却求同存异，尊重异己，树学人问政之凛然风范。这个栏目存在了15年。
如今，学人问政、论政之风较之20世纪已呈衰落之势，浙大校友就新校长之选任发问，并能有理有据、攻守兼备地探讨其中的利弊，无疑是学人的一种勇敢，在一定程度上让冷漠、功利、日益趋于人云亦云的心激荡起来。
但是，学人问政形态不应呈“小农”状，抱着“一亩三分地”，纠结于是不是让个人或家族曾经在该地耕耘过、走过、路过的人来管理。自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麻省理工大学的八任校长中，只有三位有该校就学背景。更不应执着于经营土地的人需要多深厚的学术背景，哈佛大学校长中，职业背景五花八门，有律师、教授、学院院长、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等。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获得5次诺贝尔奖，为此，该校成为美国高校中地位提升最快的大学之一。该校校长杨祖佑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虽然他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却不妨碍他“慧眼识才”，5次诺贝尔奖都是他在任期间学校获得的，获奖的人才也都是他亲自“挖”来的。
毕竟，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职业角色。
学人问政应回归到一种传统上，即经世致用。除了为自己发言外，更应多为弱势群体发言，为社会进步发言，以安全、独立、自由、法制、公正、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作为问政情怀所在，从公共理性出发，针砭时弊，让自己的声音成为划破黑暗的闪电。
读傅斯年与胡适的传记时，对他们的一段相交历史记忆深刻。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推荐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傅拒绝，但推荐了胡适。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半年后，蒋介石为革新政治向胡适发出加入政府的信号，但被傅斯年代为婉拒。
虽然，胡适最后还是成了北大的“逃兵”，但他在与傅就“在野与政府”的交流中，说了一段极其精彩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浙大校友就校长选任勇于发问并力陈利弊，其进步性不言而喻。但敢于问政就要秉持在野之态度，并把问政的目光投向更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