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所有考生信息打包价3000元。记者试图询问卖家的信息来源，真实性何以保证，卖家三缄其口，只是反复说明自己的信息绝对可靠。最后当记者询问如何付款时，卖家迅速发来账号，并附上一张截图，表示正在与其他买家交谈，如此付款即可。
从北京两万考生信息售价800元，到河北所有考生信息打包3000元，考生的个人信息被赤裸裸地放在网上叫卖的报道不绝于耳。家长在愤慨，得益者在偷笑，舆论在质疑。从第一次曝光起，媒体就呼吁相关部门加强戒备，如今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愈演愈烈，症结何在？每每问道专家和权威，“制度求解”或者“健全法制”就成了万能的答案。可是，下一个高考季又老调重弹，一如高考草原上不落的太阳。
制度扬帆，法律护航，本是治标的良方，也是治本的根基。只可惜，底线共识基础薄弱的市场经济让逐利者习惯了“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片面，在利益的魅惑面前，毫不犹豫地铤而走险。互联网技术的便捷和“严惩”案例的缺位，降低了此类犯罪的成本和风险，加剧了这一利益链的膨胀。懵懂少年成了待宰羔羊，甚至被卖了还帮忙数钱，说到底，考生信息的源头掌握在学校老师或教育系统的主管领导手中。
“考生信息涉及到很多部门利益，决不是个别犯罪团伙可以为之”，网络声音似乎道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中国公民对隐私泄露的宽容演变成对管理部门不作为、利益部门胡作非为的无形纵容。
这类事件中，有四个主要的利益主体：信息源、中间商、通讯公司、民办高校。有人说，和信息源的道德沦丧、中间商的唯利是图、通讯公司的助纣为虐相比，民办高校在生源压力下为了生存、也为解决落榜考生的出路实在情有可原。其实不然，真正的好学校通过正经渠道足以达到宣传的目标，短信忽悠多数情况下是对家长的误扰、误导和误伤。
更何况，利益链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找出一百个悲情的故事作为博取同情的理由，社会每一次不了了之的“大度”都鼓舞了“不择手段”的手段，撩开选择性开脱的迷雾，剩下的全是罔顾底线的灵魂，被廉价消费的则是家长和考生的无知与无助。
最可怕的是，失意的落榜生视招生短信为最后一根稻草，带着对招生词的信任和对命运不服输的冲动，进去了才追悔莫及。被骗的幻灭、被卖的失重压抑在胸中，如果不能释放，那就索性虚度，放任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如此撕裂民办高校招生可能存在的骗局或许是对疗救此类个人危机的舍本逐末，终结信息源监管的乏力，启迪通讯公司和中间商的“底线耻感”，才是最正当的逻辑。不过，当舆论呼吁沦为权力可有可无的装饰，对人性的召唤也就成了最后一搏。社会对青年和青春的习惯性轻视与漠视，是对人性的最大亏欠，因为那是一个个最需要关切与尊重的生命。没有关切，青年感知不到温暖；缺乏尊重，青春体现不出价值。
隐私是基本的尊重，缺失会恶性循环。当个人信息被叫卖，社会底线被教育从业者监守自盗，少年的人生因此而误入歧途，很容易走上报复性利用或践踏他人隐私的不归路，也会自我放逐对社会伦理的坚守，到后来谁都可能受害。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