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
想将儿子送进北京的公办小学，但“五证”中的暂住证达不到时限，且山东老家出具的“无监护人证明”是信纸手写，被指不合格，孩子的借读证明办不下来。为补齐证件，孩子的母亲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结果交易时被当场抓获。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立刻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人们的议论集中在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质疑、对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忧虑、对相关部门管理服务的不满上。尽管这些都不应成为公民触犯法律的理由，但透过这一违法事件，我们确有必要做一些反思。对于非户籍人员子女，包括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就读，该如何设定“门槛”？所提供的管理服务是否应当更加人性化？
一方面，设定的条件要求应当更加务实。目前，大部分地方非户籍人员子女的入学手续有所简化，一般需要提供身份户籍证明（身份证、户口簿）、暂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等，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灵活的做法。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如儿童接种疫苗证卡、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家长无行政拘留以上处罚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等等。
在孩子入学报名时，要求家长提供身份户籍证明、暂住证明和务工就业证明，既是为了确保其子女在流入地就学的相对稳定，也是着眼于学校管理的规范有序。从这一角度看，大部分地区要求提供这些证件和证明材料并不为过。但类似儿童接种疫苗证卡、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家长无行政拘留以上处罚证明等，这些条件与孩子上学究竟有多大关联，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难道因为孩子没有接种疫苗，因为不是独生子女，因为家长受过行政拘留以上处罚，他们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应当被剥夺吗？这显然不合情理。
此次事件中所涉及的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是北京市要求非户籍人员子女在京就读须提供的五项证明材料之一，从表面看似乎与孩子的入学存在一定关联，但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并没有对此提出明确规定。在当前大量外来人员进城务工的背景下，对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户籍所在地的相关部门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实际的管理作用有多大，是否只是流于形式，这些都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社会管理部门提供的管理服务应当更加人性化。对于非户籍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因为身处他乡，对于很多管理规定比较陌生，管理服务的人性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办证手续烦琐、要求不够明确、服务不够细致，使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
事实上，在当前劳动用工制度尚不完备、房屋租赁市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在孩子入学报名时，要求非户籍人员提供务工就业证明和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也还存在一定难度，为孩子上学而办理各种假证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也正因如此，一些地方对于证明材料的要求，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做法，在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同时，要求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尽可能减少，能简则简。毕竟往返流入地和户籍所在地所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无形中会给他们增加不小的压力。在管理服务上更加人性化，是对当前社会管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也需要相关部门更加以群众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