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一起去翱翔 CFP供图
作为一所高中的校长和一个考点的主考，我深刻地体会到高考对考生、考务人员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焦虑和压力。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围绕高考一系列的理性思考和改革，使高考这个“指挥棒”发挥出促进学生、学校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刘次林
继引发高中教育定位的全国讨论之后，谢维和教授的文章又在高考问题上激起了热议。《中国教育报》再一次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热点和难点，通过开辟“高考改革论坛”，刊发了同仁的思想智慧。作为一所高中的校长和一个考点的主考，我深刻体会到高考对考生、考务人员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焦虑和压力。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围绕高考的一系列理性思考和改革，使高考这个“指挥棒”发挥出促进学生、学校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考试与分数
考试和分数被许多人妖魔化了。很多人以为教育如果讲究考试和分数必然就是应试教育。高考更被认为是推动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
没有人反对素质教育，但是，如果搞素质教育反而把升学率搞下去了，就很难说素质教育搞好了。但凡那些被誉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名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不怕考试的。
素质教育不能成为劣质教育的托词。我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素质教育不把考试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为了高考，所以抓教学，这是以高考为目的；因为教学抓得好，所以高考成绩好，这就是以高考为结果。如果以考试为目的，其学习过程可能被目的所扭曲，师生的心灵就容易被高考的功利所蒙蔽，种种违背教学规律，违背身心规律的事情就可能发生。如果我们以学生为本，遵循教学规律，学生必然在高考中获得满意的分数。
有教育就有考试，有考试就必然有分数，以便标明考生的位置、资格和等级。也许有人指责高考无法全面衡量一个人的素质，其实，有些素质（如情感、道德）本来就无法通过纸笔考试来检测。我们不能强求通过高考把什么问题都解决。
课标与教材
高考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前提是，高考要以国家的课程标准作为命题范围。
不少教师把教材作为教学目标，这是个错误认识。课程标准规定了高中的“教学目标”（美国高中一门课的课程标准是一本书，我们的课程标准可以借鉴这一做法，使课标更有可操作性），教材和教学方法、过程等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手段，“教学效果”则需要高考来检测。“教学目标”是全国统一的，“怎么教学”却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选择性，不同的教师和学生，其教和学的内容、方法、过程可以不一样。国家应该继续倡导“一标多本”，让不同的教材以不同的内容和编写方式来体现和阐释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学科素养目标。所以，高考的命题就不能与某个版本的教材有直接的联系。
如果高考不考教材，一线老师可能会埋怨：“那我们教这些教材还有什么用！”老师们的这种埋怨恰恰体现出他们没有理解教学的本质。教材只是体现教学目标的载体，是培养素质的手段。
高考一旦出现考教材的迹象，实际上就是在鼓励教师“教教材”，如果按课标考试，教师便能够转向“用教材教”，就不会死抠教材，就会研究教材和课标，并且创造性地灵活运用教材，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迁移能力。
科目与负担
学习负担与学习科目的数量没有什么关系，科目多有多的负担，科目少有少的负担。如果最后只剩下考一门，负担仍然无法减轻，反而因为缺少新鲜感而造成另外一种负担和压力。以前，高考考六个科目，考试的风险反而减小了，因为，科目多，经得起失误；科目多，选择也多，总有一些课程符合自己的兴趣、符合自己的智能特点。现在，考试科目少了，每一门都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闪失，于是，学习学到极致，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耗在最后那几分的分数上。挑战极限分数的最后那几分往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不值得。
为了弥补高考科目少造成的片面发展问题，于是又增加了学业水平考试。如今，两三天的高考一下子变成了3年的全程“高考”。每年都要参加几门学业水平考试，即使到了高三，在高考之前还要挤出时间完成语、数、外、政治4个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并且标准与高考不一样。在上海，3年要完成10门课程的水平考试，3门实验操作考试，再加上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暂且不说什么月考），整个学校的教学被弄得支离破碎。考务工作大大增加，因为，每次水平考试也要像高考那样停课、封场。
其实，高中生究竟要学习多少科目，需要认真研究。分省高考后，各省在设置高考科目上五花八门，至于某个省市为什么设置这几门，其本土化依据在哪里，大家都不得而知。改革成了不太讲究理由的花头，只是为了与其他省市不同而已。
统一与公平
正因为各省设置的高考科目不同，使分省高考显得非常必要和合理了。其实，每年各省分头命题等为高考的准备工作所耗费的人力、财力与物力究竟有多少价值呢？如果没有分省高考，会不会有助于解决异地高考的困惑呢？2012年3月4日，一位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教育部官员坦承，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即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即不能影响北京、上海等当地考生的权益。如果改革招生制度，名额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公平分配，即使京沪考生，没有考到必需的分数就不能留在本地，外地考生通过平等地参与竞争，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就读。让大城市的部分青年离开故土，走向全国，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真实的国情，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让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走进大城市，这样做也非常有利于改造城市人口的生态结构。其实，要说政策倾斜，也应该是针对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如果是对教育资源最具有优势的发达城市，使他们既享受了最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又享受了很低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其中的逻辑让人难以理解。
学校与学生
读书应该是学生自己的事情，高中阶段尤其应该如此，因为高中是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之后，属于公民自主选择的教育经历。所以，学校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把学习的责任放给学生自己。可惜的是，今天的高中常常颠倒了这个教育逻辑，把太多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使学生感到自己学习态度如何，学习效果好不好似乎与自己关系不大，反而是学校的事情。学生成了完成学校高考目标的“雇佣军”。
这种颠倒的逻辑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学生淡忘了自己的学习责任感，认为自己的读书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学校的某种利益。其次，影响教师对一些教育事件的处置态度和方式。比如，上海市在高考之前有大专的自主招生，并且规定凡是被录取的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于是许多学校就竭力动员成绩较差的学生提前走掉，以便减小高考升学率的“分母”。目前的制度迫使学校看到这个政策对高考升学率的“好处”，于是，下意识地站在学校的立场竭力“赶”学生在高考之前早点走人，而不顾学生自己的计划和想法，无故制造出对立的师生关系。再其次，扭曲了教师的爱心。高中很多校规貌似是对学生的关爱，其实动机很复杂。比如，许多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因为老师说使用手机耽误学习，耽误学习的结果是考不上大学，影响学校的高考成绩。由于教师更多是从学校功利角度去思考，所以，我国学校德育花了很多精力去干预学生的“私德”，比如发式、服饰、手机、恋爱等，并且都是以爱的名义。事实上，有研究证明，学生认为这4种校规恰恰是“最不合理的”，它们造成了大量的爱心悲剧。
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一定要破解这个难题，从制度上让学习回归于学生的责任，让学校自觉转变自己的立场，安心做好教学。如果学生能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学校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心态，那么，高中教育就能够更顺利地与大学的学习方式接轨。（作者系上海师大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大第二附属中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