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纲，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7年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1994年回国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图为叶小纲在羊卓雍错湖畔采风。
叶小纲（左）在《湘女潇潇》外景地采风
■实习生 丁小莺
9月22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了中国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的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是“中国故事”。演奏他作品的是底特律交响乐团。在音乐舞蹈艺术的高级别舞台，由美国主流乐团举行音乐会，这代表一种承认。应该说，每个人的经历背后都有时代的原因，叶小纲的个人追求与中国故事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作为一个中国音乐人，他怎么理解自己的音乐理想与文化身份？在他赴美参加音乐会的当天，本刊对此作了采访。
音乐理想——滤去世界的尘埃
记者：9月22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将举办您的交响作品音乐会，这对您个人的音乐生涯有特殊的意义吧？
叶小纲：不算什么特殊意义，就算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梦想。我在中国很多地方开过作品音乐会，包括港澳地区。前天还在台湾“国家音乐厅”演出我的协奏曲《我遥远的南京》，是献给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军人杀害的30万中国公民的作品。听说演出很成功，听众很激动，可能是因为引起的联想比较多吧。现在音乐会开到纽约来了，这里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舞台，我曾经想过总有一天会来这里开音乐会，现在到了时间，开就开了，也没什么。我很多预感和理想都成为现实，应该说和毅力有关，也与境遇有关，更和这么多支持中国音乐发展的朋友和机构有关，我最衷心感谢的是他们。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多见，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重要是对自己艺术的信心。在美国，音乐家要在这种场合开个人音乐会，也十分困难，一般到75岁、80岁生日的时候也许会有这种可能。昨天林肯中心发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来购底特律交响乐团历史性音乐会的票”。里面提到我是美国主流交响乐团第一次历史性地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行个人音乐会。我有点惶恐，但内心仍然平静。
记者：您出身于音乐世家，能不能谈谈您的父亲叶纯之。他对您在音乐领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小纲：我父亲是中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吃草，但挤出的是牛奶。他一生坎坷，从未有任何怨言，为国家各层面工作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悲惨遭遇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去世前最后的文章、学术著作及音乐作品仍然充满了温暖、阳光、善良与智慧。只有高尚的人格才会达到如此境界，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父亲逆来顺受的性格我不愿继承。他离世后，我的音乐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那种嚣张乖戾、呼天抢地、抱怨时代、怨天尤人的小气。我不是那种在舞台上砸锅卖铁、撒狗血走极端、热衷展示中华传统文明中那些消极、荒唐甚至猥琐特质为己任的“艺术家”。我是那种“你美国人大气，我比你还大气”那类人。我希望自己的音乐有它的走向：美丽、美好、高质、天真、励志；能滤去世界的尘埃，给予人以坚定的信心，和面对世界的从容与宽容。能浓笔重彩，也可声色微现；能流丽酣畅，也可清扬婉转；大作品做到黄钟大吕，搏激励志，小作品可以尺幅兴波，微雨湿花，浮现淋漓丹青的美感与醇境。这种状态，需要时间与磨砺。
心路历程——站在这片土地上
记者：您曾在一些场合谈到过年少时候的艰辛生活。您现在怎么看那一段在农村的经历？它是否影响你对世界和对音乐的理解？
叶小纲：我不想强调自己少年时代的艰辛，这种经历我们同时代的人大概都有。对于艺术家这是份宝贵的经历，让我能在这几十年间都励志与不屈不挠。我其实是个很随和、很好合作的人，遇到困难时还算坚强，该不妥协绝不妥协，这是坎坷经历锻炼出来的。我遇到的困难，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我把这些感悟都表现在音乐里了，比如我的歌剧《牡丹亭》，汤显祖当年描绘的社会百态我都一一再现，剧中人与人是如何互相爱恋或互不信任、人间美好和丑恶如何并存、井市间如何贴心置腹或尔虞我诈，可以说没有这些阅历我不会这样创作这部歌剧的。
记者：您是1978级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1977级、1978级的学生有很多是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身为其中一员，您认为这一代人特别优秀吗？或者特别幸运？
叶小纲：我们沾了历史的光，至于是否真优秀，过几十年后再做评价。77级、78级尽管幸运，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有担当，但其实其历史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中国社会实质性变化并不大。比如当年挨整吃苦的人，他们的后人整起人来丝毫不比当年整他们父母的人的手段差，我天天遇到这种事，真是亲身经历。我们的人文素质究竟提高了多少？我们这代人也应负些责任吧？对于历史，我们是否真正有清醒意识与独立人格？是否真正为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文化、艺术、科技、法制等领域的建设给世界留下什么值得后人自豪的东西？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是愚蠢的。中国社会真正大踏步前行，还需要更多时间。
记者：就读中央音乐学院期间，您就有过几次出国演出。那是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的初期，能不能谈一下与西方最初接触给您的印象？1987年开始的8年美国留学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面临回国发展时又有怎样的设想？
叶小纲：最初印象当然是物质丰富与贫瘠的落差，留美生涯是经历，那时忙于学业，应付繁重的课程，没有思考太多。我回国很偶然，没什么深谋远虑的计划，只觉得应该回来，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站在这片土地上结出的艺术果实也许更接地气，更有中国立场的说服力。我是搞艺术教育的，现在我倒是深刻地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差距太大。从教育科学的角度看，教育成功取决于五大因素，即教育实施者、教育对象、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评估。其中光教育评估这一项，如何做到交给专业化的无利害牵涉的第三方，避免自欺欺人和形式化，把评估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办学兴校、完善教育改革和管理的首要问题，就值得我们好好做很久。目前我看国内几乎很少有大学能真正做到。长此以往，积弊愈深，任何激情澎湃的办学理想，都会化为泡影，取得任何瞩目成就的梦想，也会变成明日黄花。
中国故事——需要世界能理解的方式
记者：谈谈您继承的音乐传统吧。不同的传统对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叶小纲：我的音乐创作有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观念与德奥古典音乐中人文理想因素相结合的印记。音乐讲究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我音乐中技术在留美学习中得到不少益处和进步。汲取不同层面的理念与技术方式让自己的音乐有了多方面原创能力，同时在交响乐、室内乐、影视音乐、舞台音乐、音乐作曲教学等方面也能做到应付裕如。
记者：您在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名字是“中国故事”，包括您的三个作品，在这三个作品中您分别想表达什么？结合这三个作品来谈谈其中不同的音乐元素和音乐传统怎么样？
叶小纲：《喜马拉雅之光》创作前我去了西藏和尼泊尔多次，感悟那里的冰峰与圣湖。双眼一瞥几十公里之遥，世界上没有一个环境是这样，心胸变得很宽阔。我没想到能把这部作品的首演搬到纽约去。《大地之歌》是当时中国爱乐乐团要举行世界巡演，指挥家余隆觉得应该有个中国作品能和一百年前的马勒呼应，是他的主意，请我写的。马勒是神秘主义者，对天国充满憧憬，对现实充满伤感。我不是，我的《大地之歌》比较励志，当时创作时还算年轻，对自己有责任感的要求。《最后的乐园》源于我在农村的生活，最后结局是“把烦恼抛留于尘世，潇洒迈向天国”，有些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流露。音乐表现了过去、现在与将来。里面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很多，所有旋律素材都出自民间音乐，心里比较踏实。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软实力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是否可以说“中国故事”音乐会或您本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作品”？那么，走出去后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音乐？还是中国音乐人融入世界？
叶小纲：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当然是每一个人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国家每一个层面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想做好的事。每个中国公民也都会有这样的良好愿望。如果艺术能达到这个要求，当然是好事。然而，我个人没有那么大的雄心，要“代表中国音乐走出去”。中国音乐的呈现方式多样化，我只代表个体，换句话说是“这个人”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世界舞台上。在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台湾艺术家林怀民曾将自己的舞剧作品搬到纽约舞台上，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尤其是舞蹈界专业人士；但没想到在纽约时报上遭到恶评，简直无法理喻。林怀民的作品真正从东方传统意识出发，表现了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但美国评论界显然没有读懂其内涵，东西方文化及深层次交流的障碍仍然存在。对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我们应有清醒的思想认识。我的经验，是根本不要怵，我行我素，坚持就是胜利；但手法和策略的战略性思考是必要的。换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文化走出去的方式、方法的把握能力是最大考验。
身份认同——有担当的人类文化立场
记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文化来说，既有文化冲突，又有文化融合，其中还缠绕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您认为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该怎么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
叶小纲：最大的赢家是以人类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为起点创造高质量文艺作品的人。李安电影的成功很说明这个问题。不管文化多么冲突或融合，或多么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还有话语权问题，只要你在艺术上真正有担当，文化身份或立场不会是大问题，只会赢得发自内心的尊重。玩小花样抖小机灵成不了大事，有时也许会获得暂时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廉价的酷评，但历史会尊重真正有担当的文化立场。
记者：文化或音乐走出去，必须考虑当地的市场，市场因素的考量是我们无法绕过的，但是，如果它被命名为“中国故事”，就与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关联，其中不应为市场而妥协的、必须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叶小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我是“个体”，不代表国家，作品只是表达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对世界的认识，让世界意识到中国还有这种完全用西方文化表达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意识形态的作品。市场因素当然不会回避，纽约是个国际文化大都会，是世界各个民族聚居的大城市，所以我的《大地之歌》选用了一个黑人女歌唱家，她在国际上很有名，艺术成就很高，在德国DG公司出版过唱片，但在纽约露脸并不多，会引起市场期待，尤其是音乐界的强烈期待，这是充分考虑过市场因素的。我来自中国大陆，启用台湾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林昭亮，也充分考虑了大纽约地区有大量来自台湾的移民。最不为市场妥协的就是我的音乐理想，用“中国故事”整体构思音乐会，我是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只要你进了音乐厅就得听我“说事”，不听也要听。我有这样的艺术自信，他们会听我“说完”。你可以不理解，甚至不喜欢我的方式，但你得尊重我。
记者：“中国故事”音乐会继纽约之后，是否还计划到别的城市展演？如果它成为中国文化或中国音乐的一张名片，您希望它是怎样的形象，具有怎样的内涵？
叶小纲：如果是张名片，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个公司行为，是北京演艺集团举办对外交流演出的手段或方案。我只是个音乐家，如果我的作品成了国家文化名片之一，只是个荣誉而已。我头脑很清醒，不会费尽心思为个人做这种努力。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和柏林爱乐大厅也有计划，其实没什么大不了，音乐家不开音乐会，那干什么？这就是份内之事。贝多芬、瓦格纳不是演遍全世界了吗？我去美国开音乐会并没有说明中国文化强大，反而证明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什么时候全世界各国音乐家都争先恐后到北京来演出、开音乐会，那时，中国才是真正的文化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