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签字仪式 中国传媒大学 供图
■本报记者 齐林泉
“中国在绝大部分文化领域的产量都排在世界前列，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我们都是世界头号产量大国，但是产值并不高。同时，中国的文化行业基本上是高度分散，而且高度同质。”近日，在中国传媒大学发起并主办的“2013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对当前的文化产业表达了这样的忧思。在这届以“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为主题的峰会上，20多名来自高校等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探讨了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困境及其破解途径。
机遇：分水岭和第三次飞跃
“很多学者提出，在2012年至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到拐点时期。如果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的1998年算起，到今天已有15年；如果从2003年党中央启动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到今年已是第10年。这个拐点前后到底有什么特征，推动这个拐点的到来到底有哪些机制，这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我们希望通过协同创新机制来翻越这座分水岭。”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这样判断当前文化产业的现状并对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寄予厚望。
对于文化产业的走向，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先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现代科技与文化融合，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科技走在文化的前面，这是我们做文化的人心里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但是它确实是现实。”然后，他对协同创新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协同创新到今天更多地已经从行业的集合到了要素的集聚，包括文化要素与内容、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集聚，以及文化主体的集聚和区域产业的集聚，这会造成五种现象：跨行业、跨区域的融合导致业态重组加剧，行业的分工会更加细腻；诱发市场规模确立，加剧溢价效应，品牌的附加值越来越重要；新业态将成为文化价值传播的利器，并得到政府进一步重视；传统业态或许会在这一轮业态裂变当中获得重生的机遇，因为它有文化资源的先天性；对体制机制而言，人才政策会引发新一轮的需求。”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发展核心由工业向文化转移的重大意义，他说：“实际上现在地球的问题，就是过度工业化造成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政府决策机构到企业还在围绕工业做文章，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完蛋。有一种观点我个人比较赞成，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从原始状态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两次飞跃，现在我个人觉得，人类社会的下一次飞跃朝向文化。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迷障：价值裂变与产业短板
随着今天人们对文化的重视和文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日益明确，一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期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在巨大的机遇面前，还有重重迷障。
在清华大学尹鸿副院长的文化产业忧思中，他深恐人们意识不到文化产业的核心是版权。他说：“文化产品的价值在于增加版权的价值，而不是靠产品的数量来提升。”由此他提出，通过协同创新来提升版权价值，提高生产集约化、专业化、分工化的水平，以此优化产品质量，摆脱产品质量在目前作坊式生产中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的现状。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则表达了对文化产业中忽视文化价值本身的担忧。“我们这些年在文化领域中看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价值表达，当然，这是社会发展中应该可以接受或者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但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不论是文化形象的建构还是文化价值的推广，文化产业对它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实现文化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困境，很多人都以协同创新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并明确指出协同创新需要应对的挑战。
尹鸿将此类挑战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中国的文化行业是条块分割最严重的行业，广电、新闻、信息、文化等现在基本上还是“条”，中央、省、地、县是“块”，条块之间的间隔很难被打破；此外，还有多轨制，事业、企业、国有、民营、中资、外资，所有的这些轨道之间都因轨道差异而不能并轨。另一个是文化，中国小农经济历史非常长，后来又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在目前实际运作当中普遍存在的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而又缺乏足够契约精神的做法，是违背市场基本规则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进一步总结说:“我们谈了很多年的部门、行业、地域、所有制的壁垒，还有学科之间、企业之间的隔阂，这些问题在今天都进一步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协同创新是今天非常重要也恰当其时的一个学术命题。”
路径：拆墙运动和跨界融合
正如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的判断，在当前现代科技与文化融合之中，很多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经过将近20年的探索，中国文化产业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日益呈现出一种高度的自觉状态。
对于文化产业价值的实现，尹鸿表示，推进协同创新的核心是政府和大型企业要做遵守规则的表率，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做努力，只有如此，版权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从而达到这一轮升级改造的目的。
对于条块分割和各方壁垒难题的破解，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开门见山地说：“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就是要进行‘拆墙运动’。首先，紧紧围绕文化强国战略之所需，拆除行业内外，国内国外之间的障碍，广泛汇聚各个创新主体的要素资源，实现互惠共享和优化配制，引领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拆除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社会团体、企业之间的壁垒，科学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此外，还应当通过机制、体制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再改造、再设计，充分利用现有各类平台优势，建立跨领域、跨区域乃至跨国界的创新联盟，释放更大的创新活力，形成中国式的新型文化产业智库网络，有力支撑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更为可喜的是，参会的北京市及所属朝阳区领导基于自身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提出了“坚持首善标准，按照融合式发展、集约化发展、内涵式发展、品牌化发展、国际化发展‘五个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提升北京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水平的思路，和承诺抓好产业、区域、政产学研、政府与市场的“四个协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也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实践探索为例，介绍了通过产业集聚推动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经验。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大业依旧任重道远。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院长李向民从学术理论和产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在协同中理念、模式、业态、机制、团队、制度六个方面的创新。他着重指出，在新型文化创新过程中，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将会成为文化业态创新最重要的立足点，文化管理和运营机制随着跨界资源整合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欠缺懂文化、会经营、熟悉科技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团队创新当中存在的最大的难点。他尤其提到，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