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颁奖典礼前的斯德哥尔摩街头 潘耕 摄 ■实习生 丁小莺
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了。从国内报纸和微博的表现看，自然比去年平静得多。其实，淡淡地旁观，倒也不失从容。莫言获诺奖一年来引起的强烈反响，释放了中国人积累多年的焦虑和渴望，也透露出各界的文化心态，以及诺奖评委会和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微妙态度。
他者的目光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颁给中国主流作家。国内各界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一是喜。莫言名至实归，中国文学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将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二是喜且意外。虽然莫言也好，中国文学也好，都值得这个奖，但鉴于诺贝尔文学奖对政治异见者的偏爱和意识形态成见，接受中国主流作家，时候还没到。三是平静。给了就给了，应该表现得淡定。四是忿恨。既针对莫言，也针对诺奖评委会。这种观点认为这是违背了“普世价值”，是对原则的背弃，是作家人格和诺奖的堕落。这第四种态度，主要是网络上一些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区域、种族、伦理、年龄等各种因素也都可能影响评委会的决定。为什么给莫言呢？有人说，这是文学的胜利，诺奖淡化了政治性，突出了文学性。也有人说，这背后的力量仍然是政治，由于中国逐渐变得强大，中国文学日益变得不容忽视，诺奖终于迈出大胆的一步，改变此前僵化的做法。不管是哪一种力量的推动，诺奖授予莫言，将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是包括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内的国内文学界、学者公开发言中比较一致的看法。
然而，误读和隔阂，也依然深重，颁奖前后西方一些媒体的表现都在表明这一点。许多西方媒体对于把文学奖授予莫言不满。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马悦然接受采访时表示，很多瑞典媒体根本没有读过莫言的东西，他们对莫言的批评，内容就是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作协的副主席、他抄写过毛泽东延安的讲话。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报纸，也有类似的批评。它们言下之意不过是指责莫言为什么不反政府。这是一个文学奖，许多文章却在谈政治。
文学有社会批判的传统，当然和政治有关。那些媒体的问题，并不在于谈政治，而是在于它们谈政治的方式。莫言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和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历史和时代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这不容易为西方媒体所理解。从这些媒体文章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丰富和复杂，似乎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或者它们根本就缺少尝试理解的胸襟和眼界。
不仅难以理解中国的政治，西方似乎也不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学。英国路透社的评论称莫言受到马尔克斯、劳伦斯和海明威的影响，法国《世界报》在莫言的作品中看到拉伯雷式的粗犷。西方只能从自己的作家和文学传统来进入莫言的文学世界。但是，莫言的作品中那些接中国“地气”的部分，西方到底能理解多少呢？
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一直活在西方这个“他者”的目光之下，渴望被理解、被肯定。他者的目光却充满误读和隔阂。越是活在别人的目光中，越是希望得到认可，越容易不自信。为什么那么在意诺奖？它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它的局限，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然而，我们的诺奖情结，却不是通过心理建设就可以消除。这与历史有关。晚清以来的积弱积贫，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也与现实有关。诺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这是事实。在世界文学的生态和话语权组成中，西方的优越地位是既成的，不容易在短期内改变。对诺奖的焦虑和渴望，也不能通过自我说服来消除。文化自信的问题与国力相关，因而也只能通过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来逐渐确立。好在莫言得奖了，下一次再有中国作家得奖，我们大概不会那么兴奋了。
有的观点认为，莫言获奖还将产生一个良好的影响，即提高社会对纯文学的关注度，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恐怕只能是一些文学爱好者的一厢情愿。就社会关注度来说，纯文学的黄金年代也许已经一去不返。纯文学的边缘化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更深刻的原因。例如，它的社会批判的功能、作为公共交流的平台，被其他渠道取代。这不是莫言获奖能改变的。获奖注入的“兴奋剂”，其效用恐怕不会长久。
热闹过去，当代文学还得甘于边缘。纯文学肯定是有它的价值的，但也没必要让整个社会来关注吧？诺奖得了，焦虑缓解了，当代文学正好从此走出诺奖情结，从从容容地做自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