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陕北某农村小学学生在做眼保健操。迄今为止，并无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在中国中小学中大范围推广的眼保健操对防治近视有实质性作用。 本报记者 柯进 摄
根据中国科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倡导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小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24%，农村初中生的平均近视率达到57%，而未得到矫正的近视学生比例高达90%，近视对农村学生学习所造成的负效应正在日益显现。
■本报记者 柯进
从验光师手中接过一张视力检测表，11岁的刘昕（化名）靠在教室门后的角落抹着眼泪。原因无他，按照视力检测结果，刘昕的双眼裸视力为0.25，验光师建议他尽快配戴200度的眼镜以矫正视力。
验光师给出的结论，让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既觉得庆幸，又感到恐惧——过去两年，自己看不清黑板的元凶已经找到。但是，他依然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不了解近视为何物的父母很有可能不会接受验光师的建议，为他及时配眼镜。结果是，他可能还将继续在模糊的世界里学习和生活。
在这个来自边远农村的少年从小被父母灌输的传统认知里，农村和城市不同，广袤的农村地区，到处是绿地，到处是旷野，很少孩子会有近视；即便近视，小孩戴眼镜也会使视力越来越差，而且一辈子也无法摘掉眼镜。
然而，眼前的这张视力检测表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在陕北一所农村小学，与刘昕一同抽检的52名五年级学生中，有24人裸眼视力不达标（在0.5以下），近视检出率高达46%，而在近视的24人中，仅有1人配戴了眼镜。
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学校，究竟有多少孩子已经近视而自己浑然不知？近视到底对孩子的学习有何影响？对于近视的孩子，家长、老师和学校为何未能及时干预？在农村中小学生近视趋于高发态势的当下，如何让近视的孩子们走出模糊的世界，看见光明的未来？
有多少农村孩子眼睛近视？
从陕西省、甘肃省随机抽取18个县178个乡镇252所小学的19997名学生展开基线调查和视力测试，结果显示，全部样本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24%。
和班上绝大多数住校的同学不同，家距学校只有一公里的刘昕，是一个走读生，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他都会看两三个小时的电视，或者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尽情地玩一阵游戏。在学校，这个身高大约只有1.3米的小男孩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但是，教室座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便利。
两年前，就在刘昕上三年级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黑板，并且抄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作业时常常出错，甚至还几次把黑板上的“6”误写成“9”，导致最终的作业答案谬之千里。
就在2013年11月12日由中国科学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单位倡导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研究者们到来之前，刘昕始终认为视力模糊是成长的必然过程，对于抄错的作业则认为是自己太过粗心。刘昕曾多次告诉父母，但父母每次安慰他说——“没事的，正常现象，慢慢会好的！农村很多人有夜盲症。”从此，刘昕不再对自己所能感知的模糊世界产生怀疑。
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像刘昕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测算，全世界中小学生每年因近视得不到矫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2012年前对于中国儿童因近视未得到矫正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成本究竟有多大，既找不到相关问题的数据，也没有研究提到视力不良得不到矫正这一问题所带来的损失。所以，我们想揭示这一问题。”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说。
2012至2013学年，REAP研究团队从陕西省、甘肃省随机抽取18个县178个乡镇252所小学的19997名学生展开基线调查和视力测试，结果显示，全部样本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24%，其中，甘肃省农村小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18%，陕西则达到31%。
“这些数据看似是陕西和甘肃18个县样本区的局部情况。但实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农村中小学视力状况的基本面。”罗斯高教授说，“在中国的农村小学，10至11岁是孩子近视的第一个高发期。此后，随着年龄增长，近视率呈走高趋势。不仅如此，农村初中生甚至大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小学生的视力同样能印证这一结论。”
两年前，REAP研究团队从上海和苏州随机抽取了11个区县94所打工子弟小学的4408名五年级学生进行视力筛查，28%的学生视力不良（裸眼视力在0.5以下）。随后对广东省北部山区3个县随机抽取的36所中学5211名初一、初二学生视力筛查结果表明，学生的近视比例为57%。
根据REAP研究团队对不同区域、不同年级农村学生的调查结果，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近视率为21%，五年级学生近视率飙升至27%，农村初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学生近视率则猛增至57%。
近视究竟对农村孩子的学业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只有各种理论推导性的臆测，并没有科学而翔实的数据。
在陕西和甘肃，REAP研究团队在实验之初对所有参与实验的视力不良学生统一进行标准化学业测试，并将所有学生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研究团队向干预组学生免费配发眼镜矫正视力，对照组学生则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对比实验进行到6个月后，配戴眼镜的干预组学生数学标准化学业测试成绩提高了0.6个标准厘差（折算成考分为18分），这意味着一个不良视力的学生在配戴眼镜后，6个月时间里学到的知识相当于不配眼镜的不良视力学生的两倍，即相当于多学了一年。
是什么推高了农村学生的近视率？
近距离读写时间过长、户外活动时间不足、教室灯光亮度不合适和维生素缺乏等都是导致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农村孩子近视发生率走高，与农村学校、老师、家长和孩子认识偏差也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近视学生中真正配戴了眼镜的学生很少。这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成绩造成影响，导致学习兴趣下降，而且还将导致近视学生的视力继续恶化。”REAP研究团队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西北大学教授史耀疆说，“最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国内很少人意识到，今天眼睛近视的这些孩子，20年后将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群体。”
当记者随REAP研究团队对陕西的样本校进行调查时发现，几乎所有农村小学校长、老师认为自己所在学校眼睛近视的学生不会超过10人。但现场的视力筛查结果让这些校长和老师大吃一惊：农村学校怎会有如此多学生近视？
究竟是什么推高了中国农村学生的近视率？2009年中国学生的近视发病率在世界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其中，台湾省学生的近视发病率高于中国大陆地区。对此，业界曾有学者推测，中国学生近视发病率走高与电子产品过度使用和汉字结构复杂有关。台湾学生近视发生率之所以高于大陆，是因为台湾使用的汉字是繁体。学生近视与汉字繁简度之间有何关联，业界始终没有科学定论。
“世界医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近视的平均自然发生率为6%，也就是说，每100人中就有6人在10岁后眼球、眼角膜会自然发生变形，导致近视。”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防盲治盲项目总监、眼科副主任医师肖伯香认为，近距离读写时间过长、户外活动时间不足、教室灯光亮度不合适和维生素缺乏等都是导致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其中，农村孩子近视发生率走高，与农村学校、老师、家长和孩子认识偏差也有关。
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龙洋镇，是陕北一个普通的乡镇。近些年，随着大量煤田和油田的发现，这个原本土地干旱的小镇迅速发展成经济条件最好的资源型明星乡镇，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多元。但是，在这个陕北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孩子一旦视力模糊，大多数家长往往认为是夜盲症，或者是没休息好，很少家长会将孩子的视力模糊与近视联系起来。即便偶尔有老师提醒家长给孩子配戴眼镜，家长们也往往会以“戴眼镜将加深近视”为由，拒绝给孩子配戴眼镜。
王晓（化名）是这个小镇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女生。在REAP研究团队几天前进行的随机视力筛查中，她的双眼被检出近视，需配戴100度的眼镜。而在研究者到来前，她虽然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但经常看不清黑板上老师的板书。“我多次跟爸爸妈妈说过，但他们总说‘平时少看点电视，以后慢慢会恢复的’。”王晓说，“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近视，更不知道眼睛看不清该怎么办。”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农村，对近视一无所知的孩子，不只是王晓。“在陕西，几年前省教育厅就曾要求各学校要联合卫生部门对学生进行体检，但是很多地方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收费问题被搁置了。”陕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吕明凯说，这就导致很多农村学校校长、老师无法知道有哪些孩子近视，哪些孩子需要治疗。
实际上，在REAP研究团队确定的所有农村样本校的教室或走道处，都张贴有视力测量表，而且一些学校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常规体检或视力检查。但是，这些工作绝大多数都是由老师来完成。
在陕西的一些富裕地区，当地财政出资由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每学年两次对全区中小学生进行免费体检。体检结束后，虽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会向各校反馈相关数据，但对像学生近视等相关症状，并不提供详细的预防和治疗建议。
“还有一个现象是，经济条件较好、升学竞争相对激烈的农村地区，学生近视率往往高于经济欠发达和升学竞争较小的地区。”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说，这在另一个侧面说明经济条件、学业负担与近视发生率之间也有关系。
根据REAP研究团队的实验数据，近视率与经济条件好坏和升学竞争激烈程度之间确实存在一条明显的变化曲线。实验数据显示，陕西地区农村小学生近视率为31%，甘肃地区为18%，上海打工子弟学校小学生为24%，广东北部农村学校为27%，甘肃藏区学校为14%。
眼保健操预防还是治疗近视？
眼保健操可以缓解视疲劳、放松眼部肌肉、通经活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眼保健操有实质性的防治近视的作用。
“学生视力下降甚至近视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学生近视，广大的学生、老师、家长和学校都毫不知情。”罗斯高教授说，“这里面，除了相关健康知识缺乏，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近视存在众多认识误区。”
过去两年，REAP研究团队在陕西、甘肃和广东的农村地区以及上海、苏州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社区所进行的多点采样研究表明，在6个不良视力的农村或打工子弟学校的近视孩子中，只有不到一个孩子配有眼镜，而且很少使用。
“在近视率为57%的农村初中生中，仅10%的学生配戴了眼镜。”作为REAP研究团队的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庞晓鹏说，“当我们看到白纸黑字上展现出这么高的不良视力发生率、而只有如此少的学生真正配镜时，我们感到非常吃惊。”
为什么农村近视学生眼镜的配戴率如此之低？是观念，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因素导致？
几天前，记者随REAP团队的研究者们来到陕北的一所农村学校。在该校，当研究者先后询问该校四年级30名孩子“近视怎么办”时，所有孩子的回答都是：做眼保健操。
对于这个同样的问题，许多农村学校校长和老师与孩子们的认识接近。在REAP的样本校，记者随机调查10多位校长和教师的结果是——“眼保健操可以预防和治疗学生近视，因此，我们每天都督促学生做眼保健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这些常年坚持做眼保健操的农村学校，约1/3的学生眼睛近视。“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至少说明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孩子们做眼保健操的方法有误，二是眼保健操在预防或治疗近视的实际功效上存有疑问。”史耀疆教授分析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目前唯一在全国学生中推广眼保健操的国家，在很多农村学校，眼保健操被学校、老师和学生当作包治眼睛近视的灵丹妙药，“眼保健操究竟作用几何，迄今为止不得而知”。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闭眼……”这套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眼保健操，连同喊节拍的清脆童音，对21世纪几乎每一个已逾中年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亲切、熟悉。半个世纪以来，眼保健操作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了几代人的生活，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被众多中国学校奉为圭臬的眼保健操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究竟对于学生近视有怎样的作用？
眼保健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1961年，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的中小学生中进行了一次视力普查，结果显示，小学生近视率为10%，初中生为20%，高中生为30%。为了保护中小学生视力，使学生的眼睛得到保健，北京市教育局和市防疫站邀请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一位熟悉中医的体育教师创建了一套8节的眼保健操。从1963年起，第一套眼保健操在北京市部分中小学中逐渐扩大试点。随后，眼保健操在全国中小学迅速推行起来。2008年，新版眼保健操问世。
“从西医的角度看，近视的发生是因眼球轴长变长，而做眼保健操并不能阻止眼球轴长的变化。”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防盲治盲项目总监、眼科副主任医师肖伯香认为，“根据中医理论，无论人体的哪个部位，正确而适当的按摩保健是有好处的。同样，眼保健操可以缓解视疲劳、放松眼部肌肉、通经活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眼保健操有实质性的防治近视的作用，但在当时的中国是有意义的。”
“以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配戴眼镜是目前最便捷有效的视力矫正手段。”肖伯香推测，“之所以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宁做眼保健操也不配戴眼镜，可能在于今天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半个世纪前推广眼保健操的时代背景。”彼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状况都没有眼保健操的替代品，更没有可以矫正视力的眼镜产业。
新农合能否助农村孩子走出模糊世界？
将农村学生近视纳入农村新合作医疗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因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国家级的行动计划所能起到的示范性作用往往大于任何民间或地方行动。
科学正在一步步颠覆人类思维定式所形成的一些过往认知，科学也在日益收窄人们的传统认识误区。但是，已经近视和将要近视的农村孩子们无法等待未来科学新成果变现的那一天。因为，短暂的青春不允许他们在模糊的世界里待得太久，这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在晦暗不明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
未来的出路何在？REAP研究团队的探索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或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在多方支持下，REAP研究团队为实验区内的29596名学生做了视力筛查，并对7967名近视学生启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干预实验，以模拟和验证政府未来解决该问题的不同政策效果和实施条件。
首先，研究者给每位近视学生发放了1份关于视力筛查结果的告家长书，同时以完全免费配发眼镜和发放免费眼镜券（需要家长自付前往县城验光、配镜的交通费）两种方式，为其中252所学校近视学生分发了眼镜；对于其他近视学生，REAP研究团队只发放1份告家长书，详尽告知学生的近视情况及处方单。
接着，研究者将参与实验的252所学校分成两类，其中126所学校近视学生只配镜不进行戴眼镜重要性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另外126所学校则既配镜又给学生提供培训。
然而，一个月后，当研究者们前往这些实验学校回访时发现：虽然实验对于提高近视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在已配发眼镜和领到免费眼镜券的7967名样本学生中，84%获得眼镜券的学生配了免费眼镜，16%获得眼镜券的学生没有去配免费眼镜。在只收到1份告家长书的近视学生中，仅24%的学生按照告家长书中的处方自费配戴了眼镜。在未施以培训的对照组学生中，只有38%的免费获得眼镜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42%的获得免费眼镜券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在施与过培训的控制组学生中，获得免费眼镜券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的达到44%；免费获得眼镜的学生在校期间戴眼镜的增至54%。
“眼镜的不同获得方式以及知识培训对于学生眼镜使用率的不同影响，说明政府对农村学生视力保健服务进行补贴的重要性。”罗斯高教授说，“根据实验，家长、老师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农村孩子们的视力状况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改善。而这既是一项关乎全中国数千万农村孩子的社会公共服务工程，也是关乎中国未来人口质量的一只潜力股。”
但问题是，在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无法额外收费的政策环境下，经费从何而来？“任何一个孩子不只是家庭的，他更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将农村学生近视纳入农村新合作医疗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因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国家级的行动计划所能起到的示范性作用往往大于任何民间或地方行动。”张林秀研究员测算，若以中西部680个国家连片贫困县为基准，以这些地区农村小学生24%的近视发病率、每副眼镜100元计算，即便国家买单，第一次也只需投入3亿至5亿元、此后每年只需追加5000万至8000万元用以支付每年新增孩子的防治费用，就可使农村小学的近视学生走出视力模糊的困境。
“在国家政策尚无相关规划的情况下，目前，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做到的是，教育部门需尽快与卫生部门联合，将所有农村中小学生的视力筛查纳入学生体质监测范围，并将筛查结果、治疗处方、危害提示等信息及时通报学生本人、家长和学校。”吕明凯建议，为提高学生视力筛查的有效性，各级教育部门还应将包括视力筛查在内的学生体质监测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评先评优以及督导评估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