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重庆一名10岁女孩摔打1岁幼儿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现在小女孩已随母亲去了新疆。女孩母亲所在单位表示，其系请年假自行前往。对此，警方认为无权对他们一家采取强制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建议，此案不该不了了之，而应作为严重刑事案件认真调查，当事人也不能就此简单回归家庭。
10岁女孩僭越成人伦理底线——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也是一出人伦悲剧。有人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也有人将之贴上“恶魔女孩”的标签，甚至还有人从历史档案中扒出1993年英国发生的两名10岁男童虐杀幼童案与之比对……但客观地说，事发后短短数日，仅凭媒体报道及公众有限的常识推演，恐怕很难立时还原真相。
站在教育的角度观之，公众难免会问：女孩摔婴，“爸爸”去哪儿了？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一定有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家庭教育有没有暴力的倾向？学校教育有无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异常？当然，如何从动机论的角度阐释其行凶成因，还需要警方等权威部门提供更多的事实链与逻辑链。
事发后，女孩家长带其远赴新疆、一走了之，此事再度引发民怨反弹。家长因无法追究法律责任而选择远走高飞式保护，虽爱女心切，但悖逆情理。起码，欠被摔幼儿及其家长一个道歉与交代。然而，将心比心地想，面对沸反盈天的人肉搜索和道德暴力，面对国内“少年犯错教育”机制的一片空白，家长还有更好的去处吗？尽管犯罪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带女童去心理矫治，但在缺乏制度化的训诫令、警告令的背景下，冀望本就形迹可疑的家庭教育自我纠偏，显然近乎痴人说梦。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孩子涉案后，既然不能依法严惩，社会又能为之提供些什么？
有人说，如果重庆这名小女孩在美国“犯罪”，美国人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将她送到“训练学校”；如果在英国，她的事儿可能不会轻易被捅出来，即使被捅出来，被揪住“痛打”的也不会是小女孩，而是她的父母。相较而言，对于未成年人侵权案件，我国的社会教育毫无头绪、方寸大乱。我们所缺失的，恰恰是服务于问题未成年人的两个层面：一是专业而系统的机构矫正，二是以温情感化为路线的社区矫正。前者依靠科学的心理治疗、教育和职业训练制度，有着稳定的教育场所与既定的教育目标。后者则更强调开放社会的合力作用，借助“团体之家”、“养育之家”和“森林营地”等形式，激活民间教育引导的力量。
法治的本意，在于权利与惩戒稳定可期。我们自然不提倡对摔幼女孩施以过度严苛的判决，但社会教育在此事中也选择“一走了之”，让人愤懑又担心。教育二字，不单单是学校与家庭的事情。须知，即便从国际惯例来看，矫治涉案未成年人，最起码的原则也当是限制行为、教育感化，不能放任不管。法国有青少年所，日本有少年院，相较而言，我们的社会教育尚未起步，任重道远。（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