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雷蒙
刘宝存
郑荣禄
潘勋卓
王萌萌 制图
■特约撰稿 滕珺 刘骥 刘柳
美国第四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教育分论坛日前在纽约举行。该论坛由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主题涵盖经济、教育、新闻、能源、影视、健康、国际关系、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今年会议的主题为“挖掘中国价值”，教育专场援引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名言“追求进步、均衡和公平的教育”作为会议主题，邀请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杰弗瑞·雷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纽约市著名的史岱文森高中首位华裔校长张洁女士、中国平安集团企业大学——平安大学校长郑荣禄博士和“美丽中国”项目创始人潘勋卓畅谈他们各自的教育梦想。
基础教育
让每个孩子接受适合的教育
滕珺：旨在联合中美两国优秀青年力量、深入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一线教学实践的“美丽中国”项目，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作为一个美国人，您为何要发起这个项目？
潘勋卓：我们有一个校友叫温迪·科普（Wendy Kopp），她在美国创建了一个组织叫“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我去了解后发现他们的模式特别适合中国，理由有几个：第一，中国农村学校很难招到也很难留住年轻的优秀教师；第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大学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很多朋友，他们有能力、有激情、有爱心、有理想，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不一样的舞台或途径来回馈社会。所以，我就试图将这两者结合，启动了“美丽中国”项目。我们的项目第一年只有不到20个老师参与，但当时的反馈特别好，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所以现在项目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
滕珺：这算是您心中的一个梦想？
潘勋卓：是的。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才是好的教育？首先必须是教育机会的普及，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北京的教育水平高，是不是把北京的模式普及到全中国就可以了呢？我想未必，因为每个孩子的学习环境，本身的能力、态度、性格等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种教育模式覆盖所有的人，这显然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我觉得理想的教育应该为每个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会，让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在的能力，而不会因为贫困或学习资源匮乏而限制他们的发展。
滕珺：您的这个想法倒是符合我们《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的精神。张校长，作为史岱文森高中的首位华裔校长，您既有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背景，又有在美国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在您看来，中国基础教育和美国基础教育有哪些共通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呢？
张洁：我觉得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分享同样的教育理念，核心课程体系类似等，但同时也有很多的不同。30年前，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们的中学是文理分科的，但美国就很不一样，比如史岱文森高中虽然是以数学和科学为主的学校，但是我们同时也培养演员，培养律师。而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中国大部分中学实行的还是班级管理制度，但在美国就没有班级的概念，因为美国中学采用的是学分制，每个学生的课表都不一样，都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商量、量身定做的。当然，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利有弊。不利之处就在于管理成本很高，学校尤其是高中非常松散；好处就是给每个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即便有些学生毕业时还不清楚自己未来发展的规划，但已有相当多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因为学校给了他很多选择，让他学会自我安排、自我评价。而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孩子到了18岁还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史岱文森高中投入了很多资源为学生学习提供尽可能强大的支持。史岱文森高中共有3200名学生，除了提供学术支持外，我们还配备了专职的心理辅导员，特别关注那些问题突出的孩子，不光是学业问题，还包括情绪问题，因为有些孩子雄心勃勃地进入到这个明星学校后，发现有点跟不上，因此需要很好地过渡和调节。我们还有一套完备的系统，帮助家长和教师发现学生的特别需求，并尽力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此外，中美高中教育的目标也有所不同，美国高中不是以大学入学率为评价标准的，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能上大学。史岱文森高中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顺利地进入大学，而且能在大学学习甚至是以后更长的人生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
滕珺：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您理想中的高中教育，您会选择哪几个？
张洁：第一个是兴趣，人生的选择一定要遵照自己的兴趣。第二个是开放，学校应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尽可能开放的空间。第三是自我认识，人一定要对自己的长项和短处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扬长避短。第四是现实，必要时我们也应听取师长的建议，想想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总之，我觉得高中教育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课程，不仅是传输相关的学科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技能，同时必须坚持发展学生良好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他们发挥自身潜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公民的必要条件。
高等教育
追求跨文化合作、创新与均衡
滕珺：说完基础教育，我们再来谈谈高等教育。雷蒙（Lehman）教授，您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第11任校长，如今您又牵手华东师范大学，共创“上海纽约大学”。那么，在您看来，大学教育中什么最为重要？
雷蒙：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生活在21世纪，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时代，因此我想最重要的技能莫过于跨文化合作，我们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同伴合作。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优势。我在西方长大，所以我可能更关注事物本身的属性；但如果我在中国长大，那么我可能会更专注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有必要组建有跨文化背景的团队，大家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当然，这样的跨文化合作如果没有好的途径和管理方式，反而容易产生误解。我在美国很多优秀的大学里工作过，这些大学都拥有相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但我认为他们都没有强调跨文化合作的重要性，学生实质性的跨文化合作也很难开展。比如哥大就有很多中国学生，但这些学生90%至95%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中国朋友圈子里，这就导致他们错过了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宝贵机会。因此，在上海纽约大学，我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我们的学生中一半来自中国，一半来自其他国家。我们在分配室友的时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有一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室友。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就告诉同学们这样的安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宝贵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每天不得不接触和反思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合作。因此，我认为大学首先要为学生创造这样的机会，提供这样的资源，帮助学生认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的笑声中一起化解彼此的误解。
此外，当今大学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我觉得人类今天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开发符合本地文化、又具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我们真的希望并鼓励下一代来开发这些解决方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他们有条件、有机会钻研这些解决方案。当然，创造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现在这些成功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了解“千万别犯错，千万别辜负父母，千万别辜负老师”。这些观念会让年轻人胆怯，让他们害怕尝试。而我认为，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学生变得勇敢，并知道这仅是一次尝试，错了没关系，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帮助学生变得更具创造力、更勇敢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生可以尽情追寻着他们的好奇心，满怀热情地探索世界，满怀爱心地体验人类的多样文明。
滕珺：这真是个美好的愿景，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愿景，现实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雷蒙：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源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定式。尽管许多大学的决策者们都曾经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单位度过了历史上某个时刻的困难，但今天的世界瞬息万变，如果还按照以前既有的思维方式来管理大学，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大学的发展需要教育管理者自主、自发、自愿的改变。过去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么用有限的资源，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高等教育。如今，高等教育的资源大大丰富了，特别是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震惊世界，我们就开始试图提供不同的教育模式，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模式，这对于以往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滕珺：刚才雷蒙教授提到，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惊人，教育资源较之以往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刘教授，您是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方面的专家，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宝存：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对“进步、均衡和公平的教育”的理解。在我看来，均衡和公平是两个不同但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教育均衡通常是指资源分配的问题，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中主要指的是机会均等的问题。当然，教育均衡通常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就开始尝试解决教育均衡的问题。不论民族、宗教、性别、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所有青少年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高考制度恰恰是保障广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重要依据。1999年开始，中国实施了大学扩招政策，给了更多学生上大学的机会。现在，中国有高等教育学府2790所，共有大学生3300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对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学生以及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我们还为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了大量的助学贷款、奖学金、津贴等，帮助他们完成四年学业。
当然，我们要建立一个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国家，一个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繁荣进步的社会，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第一，高等学府分布不均衡，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东部大学也多于西部大学。第二，重点大学分布不均衡，从而加剧了有些省份的高考竞争。在112所“211工程”学校中，有26所位于北京，然而在青海、西藏、宁夏、广西等省份分别只有1所。就39所“985工程”大学来说，位于北京的就有8所，占20%以上，在很多省份根本就没有“985工程”大学。第三，教育投入不均衡。各省市投入大学的资金不同，201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13877元，其中北京最高，为44073元，福建最低，仅7555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7459元，其中北京最高，为26465元，山西最低，仅3557元。第四，顶尖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偏低，且男生数量少于女生。因此，我国在2012年到2020年期间，将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如加大对中西部高校的投入，扩大中西部学生入学机会，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在招生时优先录取家庭困难学生；继续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贫困地区的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实施“援藏计划”等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教育机会；改革高考制度，增加考试机会；等等。同时我们那也呼吁关注男生危机，对男生实施必要的优惠政策，这不是对女性的歧视，而是为男生寻找一个更为合适和公平的机会。
企业教育
企业有责任帮助员工成长发展
滕珺：我们常常说“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这样的概念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如何真正落实这些理念？作为一所企业大学的负责人，郑校长，能否分享一下您对企业教育的理解？
郑荣禄：我对企业教育的兴趣源于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我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工作做不好，包括在工作单位碰到的很多问题，主要原因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问题。人们入职后常常会意识到，学校学习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企业就需要承担起员工培训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企业教育对整个国家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每个企业都能把企业教育做好的话，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有意义。所以，我一直强调，企业教育的重要性不亚于教育领域任何一个方面，如学前教育、学历教育等，社会同样应该在企业教育中投入相应的资源。
中国和美国、欧洲国家相比，在企业教育方面相对落后。美国早在1944年就有了成熟的企业教育系统，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通过员工成长来带动企业的发展，这样的理念在美国企业中已经根深蒂固。但我国很少有人去研究该如何帮助员工成长和发展。平安大学是国内企业教育中起步较早的，成立于2001年。中国平安一直非常注重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员工，因为我们相信，员工的生活品质同样影响着工作品质和企业发展。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品质不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以及自己对未来的自尊、自信和自爱。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通过平安大学的教育，使我们的每一个员工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
当然，企业教育的教育方式和学历教育会有所不同，以平安大学为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推动整个企业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组织了小组讨论和项目参与活动，因为员工学习的渠道是多样的，他们可以从同事身上学习，从书本中学习，从课程中学习。而平安大学只是为员工学习搭起这样的一个学习平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员工的学习热情、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被互相激发、互相培养起来。此外，企业教育还应注意员工的年龄特征，员工毕竟都是成年人了，企业大学应把握成年人的学习规律，为员工提供适合他们学习的课程，让企业成为员工真正愿意投入并真正享受“终身学习”的社会场所。
（作者滕珺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骥、刘柳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