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他们还是一群来自四川凉山的孩子，花季岁月本应在安静的校园里感受书香之美，如今却被早早地推进了深圳的一家电子工厂，用他们红肿的小手编织着我们时代普遍而深刻的商品叙事。这是近日媒体普遍关注的一则新闻事件。一群不满16岁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月收入仅仅2000元，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无疑刺痛人心。
这些年有关企业雇佣童工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劳动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律条文三令五申，禁止雇佣童工，可为什么此类悲剧依旧反复上演？还孩子们拥抱童年的权利，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逻辑起点。
有人可能会说，与其让孩子们在大山里继续“受苦”，倒不如让他们留在工厂。这其实是一本经不住命运推敲的“糊涂账”。即使车间里的收入再怎么“可观”，孩子们依然有理由返回校园，劳动监察部门必须为此有所作为。因为社会进步并非来自对现实的简单妥协，而是在命运深处注入文明的传承基因，这正是教育的真谛所在。让孩子自己去养家糊口，这无疑是辱没了现代文明，多少让社会为之难堪。
当媒体报道了深圳童工事件之后，政府部门雷厉风行，孩子们迅速被遣返回家。媒体喜欢用“解救”一词，然而这种“解救”在孩子那里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违背意愿的“干涉”。面对记者的采访，孩子们竟然集体抵抗，用他们的话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
孩子们的语言和感受是真实的，这种朴素的逻辑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解救”之后，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再联想到此前被水泥封死的“住人井”，还有那些驱赶流浪者的水泥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执法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应激反应”层面？把有问题的人“解决”了，难道问题就真的解决了吗？
童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往往是贫穷使然。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精确地概括了贫穷对孩子的直接影响，“贫困对儿童的打击最大，因为它动摇了儿童发展潜力的根基，也就是他们的身心发育。如果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周期被贫穷打断，往往会发展成为终身障碍”。然而，贫穷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简单地控诉贫穷，其意义是有限的。孩子父母、厂商老板、中介组织、劳动监察部门共同将孩子们推上了流水线，然而却可以轻易地在“贫穷”这一挡箭牌下，为自己找到各种开脱的理由。除了控诉贫穷，我们同样要问，是不是应该在改变贫穷上走得更实、更远一些。
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辍学是“儿童”转为“童工”的主要原因。贫穷带来观念落后，“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普遍的命运安排，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读书无用论”。我们都知道，贫穷是可以“遗传”的。在这个近乎“死循环”的悲剧结构中，父母应该承担起对孩子更为科学的教育监护责任，不能只是一味地屈就于现实。
中国政府已经将贫困家庭儿童就学问题纳入了各种扶贫计划中，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的温度，但依然需要一个更为坚实的执行过程，给孩子完整的教育关怀。针对贫困地区的入学现状，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筑巢工程”，更多的“免费午餐计划”，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投入，更公平的就业环境保障，如此才能增加贫穷地区和贫困家庭的教育信心，把学生真正留在学校。
童工，是外人强加在这些孩子身上的“符号压力”，隐隐地控诉着一个时代应有的正义、责任与温度。什么时候“童工”这一概念走出我们的感知体系和符码体系，尤其是走出那些社会死角，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安坐校园、拥抱童年的美丽图景，这才是我们对孩子应有的承诺和担当。（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