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某县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记者发现不少学生上课玩手机和电脑游戏。
在该校的国家级数控实训中心里，记者发现许多设备上积满灰尘，很久都没使用过。本报记者 柯进 摄 ■本报记者 柯进
揣着12封两个多月前帮同学代收的信件，王钧感觉自己像是握着12个烫手的山芋——一方面这些信件的收件人已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因这些信件寄出地址不详，即便想原路退回也不知该寄往何方。
最近两个月，王钧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这些同学的去向。但是，始终杳无音讯。
2013年3月，16岁的王钧通过中职春季招生进入陕西秦岭大山深处某县的一所职中，就读数控专业。与王钧同时注册进入数控班的准初中毕业生，当时有40人。在这个只有男生的“和尚班”，王钧记得，每天上课，除了老师在讲台上挥汗如雨的“独角戏”，讲台之下要么是鸦雀无声——同学们埋头各自玩着他们心爱的手机游戏，要么就是同学放声接听电话的声音。
教室成天死一般的沉闷和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让这个早已习惯了初中紧张学习气氛的乡村少年，明显有些不适应。然而，2013年秋季开学后，王钧发现，那些几乎每堂课都能听到的手指按动手机键盘声，如今少多了；曾经拥挤的教室，现在空荡荡的。
作为班主任最信任的学生，王钧拿到了新学期全班同学的最新名单——一张A4纸上稀稀疏疏地列着11个同学的名字。这就是2013数控班学生现在的“全家福”。而那12封信件的“主人”，都不在名单之列。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现在何方？王钧并没有确切的信息。
迷茫中的离校潮
近某调查对上万名中职学生从一年级初至二年级末进行连续跟踪。结果显示，这些学生入学一年后，流失率为11%，入校两年后，流失率40%。
在陕西东南部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记者见到了汽修中职班一年级学生郝帅。自从2013年秋季揣着父母给的3500多元学杂费注册入读该校，这个17岁的男孩就一直向远在山西临汾打工的父母表示要退学出外打工。
念完县职中后现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的姐姐，最近总在电话里告诉弟弟在外打工之苦，并劝他一定要坚持读完中职，学点确实能在城市谋生的技能。
“如果我坚持读完中职，每个月像姐姐一样挣2000元，在城市既要买房成家，将来还要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活下去。像上一代人一样生活在乡下，更不可能！”面对记者，郝帅语气坚决。
父母和姐姐苦口婆心的规劝，并未奏效。2013年10月，郝帅悄悄离开学校，来到父母打工的山西临汾一家饭馆学当厨师。然而，在饭馆的厨房短暂停留了半天时间后，这个对社会没有太多认识的17岁少年，觉得那不是自己所要的生活。于是，他又偷偷离开饭馆，回到了学校。
“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郝帅并不清楚。未来究竟干啥？他也不知道，“或许跟着姐夫学开挖掘机”，“或许走到哪里算哪里吧”，或许……
在流动的广大中国农村，对未来感到迷茫的，不只是郝帅。2013年国庆节前，18岁的牛正玉还是陕西东南部一所省级示范性县职中汽修专业一年级学生；国庆节后，他出现在西安西延路的一家名为“川香汇”的饭馆，他此时的身份不是顾客，更不是学生，而是“川香汇”的服务员。
“我是班上走得比较晚的，春季入学时班上有42个同学，等到8月底开学时，只剩下20人左右，其他人暑假刚开始就已经去西安，或去东南沿海打工了。”牛正玉说，“9月刚开学的那两周，剩下的同学在教室和寝室里，合计着退学，合计着离开学校后干什么。”
不安定的情绪弥漫着，像感冒病毒一样不断复制和传染。对于这种现象，其实中职学校的许多办学者们早有体察。走访中，一所县职中的校长告诉记者：“作为中职学校的校长，我每天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担心学校突然人口多了（指有学生怀孕），二是担心一觉醒来发现学校人口少了（指学校安全事故以及学生流失）”！
校长生动风趣的话语背后，难掩一些中职学校心头的痛。在陕西东南部某县的一所省级示范性中职，自2009年以来，国家和省里为该校累计投入4738万元新扩建教育教学和实训等硬件设施，其中新建成的国家级数控机床实训中心，是该地区6个县区设施设备最好的学生实训基地。据该校负责人介绍，2013年学校春秋两季共招生1700多人，其中春季招生600人。但是，当记者手持该县几所初中学校提供的就读县职中学生名单来到该校，现场查找2013年春季入读该校的8名“标签”学生时，该校负责人几经周折，才最终确认5名学生仍在校，虽然学校2013年的学生花名册上有其他3人的名字，但目前他们去向不明。
在中职学校，到底有多少学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2011年起，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组成的名为“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研究团队，在陕西和浙江两省随机抽取了100所中职学校，开展了一次长达两年多的跟踪调查。这次调查对上万名中职学生从一年级初至二年级末进行连续跟踪。结果显示，这些学生入学一年后，流失率为11%，入校两年后，流失率近40%。
不只REAP在陕西和浙江两省的跟踪调查区内存在这样的情况。按最初的制度设计，中职助学金是按学生人头发放的，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能衡量职中学生进出状况，一些地方因而将中职助学金作为监测职中学生流动指数的替代指标。近几年，全国一些省市公布的大量公开信息也印证了职中学生流失这一事实。
他们为何“来去匆匆”
“目前部分中职学校工学结合层次较低和未能给学生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能力，是导致学生流失的致命因素。”
事实上，不论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还是教育投入力度，今天的中职教育早已不似2004年以前。“由于绝大多数生源来自农村，因此今天的中职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扶贫项目。”REAP项目组成员、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教授认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已经达到814万人，2011年中职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达到6148元，是2004年时的3.5倍。
从免学费到发放国家补助金，在国家如此大的扶持力度、如此优惠的政策导向下，一些中职生为何还是“来去匆匆”？
调查中记者发现，中职毕业与初中毕业直接进入职场之间收入水平的不明显差距和持证上岗制度的缺失，是造成不少中职学校留不住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学生都不傻，我现在饭店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到3000元左右，而我所在的县职中前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工作了两三年也只有我现在的收入，而且干的工作基本是没有太大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种，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比我还长。”已经离开中职、只身在西安打工的牛正玉说，“我们中职毕业后虽然有些同学考了各种职业技能证书，但去工厂上班时，其实没谁认这个，初中毕业的，工厂照样收他们。与其在中职耽误两年时间，还不如先出去打工挣两年钱……”
牛正玉的想法看似“目光短浅”，但代表了目前许多中职学生的心声。根据REAP项目组对近万名中职学生的基线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正在上一年级的超过八成中职学生认为，毕业之后自己的月薪会是3000元。同时，他们认为，初中毕业和中职没毕业就出去打工的，也能赚到3000元，并且27%的学生认为，中职毕业生月薪比中职未毕业学生还少。并且，在第二学年末，25%的在校学生认为自己中职毕业后无法在6个月内找到一份全职工作，46%的在校学生认为自己中职毕业后无法在6个月内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全职工作。
“虽然学生填写的问卷并不一定能反映职场真实情况，但至少能说明当前中职学生对于毕业后自己未来的基本认知以及普遍情绪。”REAP项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分析说，学生们的这种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或正在左右学弟学妹以及所在社区家庭的教育选择，而对中职毕业后前景的基本认知一旦形成，将不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导致中职学校越来越难以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
实际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职中学生就业层次，与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不明显区分度，也是导致不少职中学生流失的背后推手。“国内目前的就业市场，是持证上岗和无证上岗几乎无差别，所以每年中职学校春秋两季招生时，我就感到头疼——即便反复动员学生向免费的职业教育分流，但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不买账。”陕西省某初中校长李杰说，“在我们学校，无论怎么做工作，每年最终选择上中职的学生不到20%。”
REAP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万名被调查的在校中职学生中，48%的学生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们可能不会上中职。
为何这么多学生对当初的教育选择怀有悔意？“上职中学一技之长，是最初选择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来学校快一年了，我感觉职中既不像初中时能学到比较扎实的文化知识，也不像最初想象的在数控机床或机器跟前真刀真枪地学技能。”学生王钧说，“2013年6至9月，学校安排我们数控班去广东中山市的格兰仕公司实习。3个月时间，最后我领到了6000元工资。但是，大家去工厂实习所做的工作都是站在流水线旁不停地拧压缩机上的螺钉，而且每天工作时间是10小时。同学们都觉得拧螺钉根本没有技术含量，而且与自己所学的数控专业毫无联系。回校后不久，陆续就有些同学卷铺盖走了。”
王钧所描述的“悔意”在许多中职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林秀研究员说，“目前部分中职学校工学结合层次较低和未能给学生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能力，是导致学生流失的致命因素。根据REAP进行的大量基线调查显示，40%的顶岗实习学生反映，顶岗实习的内容与中职所学专业无关。这意味着与专业不相干的实习对于学生专业能力提高作用不明显。而且我们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的标准化计算机测试和数学测试结果表明，这些学生的计算机成绩虽有所进步，但是进步幅度远不如非重点高中的同级学生，而他们的数学成绩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了。”
学校救赎能否留住他们
“单纯地将补助金作为调节学生去留的杠杆，还不足以真正吸引学生。现在的家长和学生都很会算经济账，他们最关心的是教育投入效益比。”
对于一些中职学校自身工学结合与学生技能需求之间的落差以及学生的来去匆匆，不少职业学校心知肚明，也在尝试各种方式希望把学生“招得进、留得住”。但是，真正落实起来并不轻松。
调查中记者发现，发挥国家补助金的吸引力是目前许多中职学校试图留住学生的一种“地下”尝试。其中，一些学校以延后一学期的方式发放补助金，也有些学校将中职补助卡交由班主任统一代管，所有代管的补助卡均为发卡时的初始密码，每学年的第二学期初由班主任取现，向仍留在学校的学生发放上一学期的补助金。
由于王钧平时很少旷课、课堂上还能勉强安静地听老师讲课，他因而成了班主任最信任的学生，也成了班主任的得力“管家”：班里的许多事务，常常由他按照班主任的指令去完成。2013年，王钧就曾拿着一大把同学的中职补助卡，代替班主任去银行取过两次补助金。但与第一次不同，2013年10月再次去银行时，王钧明显轻松了不少——因为，原本40人的班，这学期只有11名同学继续留在了学校。
“单纯地将补助金作为调节学生去留的杠杆，还不足以真正吸引学生。现在的家长和学生都很会算经济账，他们最关心的是教育投入效益比。”史耀疆教授认为，按不同类型学校的功能划分，职业学校就是给学生提供包括能适应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而赖以生存的技能教育，同时也是为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的教育。这就涉及到中职学校的师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办学要素是否能真正适应社会需求。
在陕西东南部，一位县职中校长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办学质量，该校学生在校期间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同时针对学校师资过去多来源于本地普通高中等实际，每年拿出30多万元安排教师前往企业、工厂顶岗受训，培养学校发展所需要的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在该校168名专任教师中，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目前有12人。但该校长坦承，由于学校地处贫困山区，本地产业少，对外联系也不多，因此，现有的12名双师型教师，除了两人曾赴德国工厂在与所教专业相对应岗位学习、培训半年外，其他教师均只有工厂工作或顶岗经历。
“一个孩子从初中到高中或到职校，升学读书的机会成本在不断提高，而高中或大学毕业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大多数农村家庭能直观感受到的只是孩子毕业后一两年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他们不可能看到孩子毕业后5年甚至10年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因此，从短期看，其教育投入产出比往往比不上职校中途辍学外出打工的学生，这就导致西部地区初中生、中职学生选择中途放弃学业。”该职中校长无奈地说，“与过去由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孩子教育需求不同，现在是孩子自己不愿意读，学校除了加强管理、立足当地实际，尽可能地提高办学质量，几乎没办法把不想读的孩子强制性地留在学校。更何况，只要一个孩子打定主意要离开，学校根本就没办法强留他。”
调查中记者发现，尽管“就业形势不好导致教育产出比低”被一些中职学校看作学生中途离开的根本原因，但在绝大多数受访学生眼中，从学校学不到想学的技能是离开的最根本因素。
“中职毕业后去工厂，工作比较辛苦，和初中直接出去打工的同学工作性质没什么差别。而如果我们花了两三年时间读职中，最后还学不到技能，那谁还会在学校虚度光阴呢？”陕西一所职中一年级学生黄欢说，“最让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学校虽然有很好的实训车间和机器，但实训课上要求做的一些实训项目，老师常常也是模棱两可，有时候甚至直接跳过不会操作的实训环节”。
根据REAP对陕西和浙江100所中职学校的基线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5%的老师有企业实际工作的经验。在这25%的老师中，高达40%的老师没有与所教课程相关的经验。学校表示，在对学生考试书面成绩、学生实践考核成绩、学生比赛成绩、学生毕业率、学生就业率等7项常用考核指标中，每学年会向教育部门汇报其中一半指标的学校只有44%，7项指标都汇报的不到10%；调查中，48%的学校承认，考评结果不合格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后果。另有32%的学校说，如果合格也没有任何奖励。更为关键的是，就算学校按时按指标向教育部门汇报，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体系收集这些信息。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现在包括学生、家长、当地教育部门在内，没有人能说清哪些中职学校办学质量高，哪些质量有待提高。
离开潮背后的隐忧
“大量从中职学校流失出去的学生其实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流失，不论对于学生家庭，还是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转型，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而致命的。”
“各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是，那些地处没有产业背景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职中，即便近几年新建或添置了大量实训场所和设备等硬件条件，但学生自我感觉在技能提高方面不显著，直接导致大量中职学校长期陷入两难境地：学校每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才把学生招进来，不但留下来难，而且因学生流失还可能导致下一年度的招生难。久而久之，一些中职学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招生难、留住学生难的恶性循环。”张林秀研究员分析说，“大量从中职学校流失出去的学生，其实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流失，不论对于学生家庭，还是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转型，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而致命的。”
“新生代农民工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若不能使这些未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青少年与中国经济同步升级，未来将可能拖慢甚至延缓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REAP项目负责人、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认为，在中国西部调查的贫困地区中，超过30%的学生离开职中，意味着大量劳动者没能掌握起码的文字、外语、数学和计算机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必备技能，就直接加入社会劳动大军。而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国家统计局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26.5%，并没有明显提高。虽然时隔两年，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0.8%。
“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得不到有效提升，既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可能导致未来的大量失业，同时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罗斯高教授分析认为，在当前中国用工短缺的形势下，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还能勉强在城市从事低端产业，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不具有基本知识技能的初中肄业生，终将被劳动力市场淘汰。未来，这一问题将更加凸显。
在墨西哥，20世纪末曾一度凭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但当地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都是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的青少年。当墨西哥代工厂逐步向中国转移后，等待这些低素质劳动者的就是持续多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这些失业劳动者，最终除了非法移民美国，加入黑帮成了其主流选择。
“教育事业着眼的不只是当下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一个国家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才供给。因此，现在着手解决职业学校所出现的问题还为时不晚。”罗斯高说，“当前，有两种途径可望解决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是尽快建立一套适合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统一的评价体系，并切实以国家行动的方式推进建立企业、学校和政府共同举办职业教育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中职教育认可度不高、培养层次偏低、学生技能提高不显著等现状，使每一个从职业学校出去的孩子都有一技之长。二是认真和审慎地重新评估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并根据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客观发展趋势和国际成功经验，逐步将职业教育调整至普通高中后，使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和岗位人才的全球竞争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