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基金各省教育捐赠项目示意图（共计6013个） 数据来源：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邵逸夫：人生比戏更精彩
“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本报记者易鑫综合报道
维多利亚湾清风吹过，太平山静静守望。
1月7日清晨，107岁的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安然离世。10日，他的追悼会举行。
叱咤娱乐圈大半个世纪，邵逸夫一手打造了邵氏和无线两个影视王国，出品了数千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然而有人说，邵逸夫浪潮起伏的百年人生，比他所拍摄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更为精彩。
仅从邵逸夫的身份介绍中，人们就可以看到多个表述：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
如今，百年的岁月随风而逝，使邵逸夫的名字闪耀神州的，却是他的“慈善家”身份——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元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大多以“逸夫楼”命名；他设立“邵逸夫奖”，以奖励做出贡献的科技人才，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
在邵逸夫的眼里，人才是国家振兴的基石，人才培养靠教育。他的心愿，就是用慈善的力量推动国内教育不断前行。
因为，与影视一样，教育慈善对他而言，也是一份一生不了情。
“楼主”邵逸夫
据说，邵逸夫是出了名的“小气”。
一次拍戏时，剧务向邵逸夫申请20元餐费去买100个生煎馒头，结果邵逸夫没批，因为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
生意场上极其“吝啬”的邵逸夫，在做教育慈善时，却一掷千金。
1986年，邵逸夫一次性捐助一亿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第四所书院，这已是他第二次以巨款捐助该大学。
当时，记者就此事采访邵逸夫时，邵逸夫说：“讲到培育人才，最紧要的就是要快。香港的人口越来越多，学位有限，后生们求学不易。所以去年我到中文大学时，马临校长告诉我校园内有地，打算建第四学院，可惜没筹到钱。我回去后，同大家商量了一下，一个星期后就告知马临校长，我捐一个亿！你看，再过几日，中文大学第四学院就要动工了，明年春季落成。第一批600个学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欢喜呢。”
有人说，邵逸夫的行为，与他三哥的去世有关。
1985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岁。邵山客作为当地富商，很少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病逝之后，空留下巨额财富。从此，邵逸夫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
但事实上，早在1958年，邵逸夫和邵山客，就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地方——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当时，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捐赠款项。
邵逸夫到香港创业之后，又于1973年，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同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给香港“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港币，资助该校新建一座图书馆。
作为一名商人，也许邵逸夫倾心于慈善事业，最初只是为了散财聚德，但随着时光流逝，邵逸夫越发把教育慈善当成事业来经营。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
邵逸夫开始把目光瞄向内地的教育事业。上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处于恢复状态，师资力量极为匮乏。邵逸夫做了详细的调查，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多方了解后，最后决定花大力气捐赠师范大学，以培养内地师资力量。邵逸夫说：“主要多捐给华东、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的师范大学，帮助他们多培养师资。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可以教500个，这样作用就大了。”
在之后的20多年中，邵逸夫以“奔跑”的速度在内地源源不断地援建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
有人说，你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你不可能没有听过“逸夫小学”、“逸夫楼”；
有人说，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学子都能找到一个共同话题，那就是在他们就读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
有人说，在中国地图软件中搜索“逸夫楼”，会发现其密密麻麻，遍布神州大中小学；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逸夫楼”里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
有人说，他是最大的“楼主”，他走了，楼还在，人走楼不会空；
……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说：“逸夫楼均为学校校园内最好、最美的建筑，是师生理想的教学、科研场所，邵先生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令人敬佩。”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说：“邵逸夫先生的捐赠，数目最大，项目最多，受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先生对教育事业的一片深情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焕焕其业泽天下，巍巍其名耀星光。草木人神共感念，河流山川齐哀伤。邵公逝兮广厦在，德道永兮归苍茫……”
邵逸夫逝世当天，中国矿业大学两位校友，作家薛刚、张思桥代表所有矿大学子，在中国矿业大学逸夫楼前朗诵近600字的《吊邵公逸夫文》。因为在矿大，逸夫楼遍布北京校区、徐州文昌校区、徐州南湖校区。
江苏大丰市第二小学（原大丰逸夫小学）师生齐聚操场，全校行默哀礼。该校曾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袭击，灾后，邵逸夫马上为该校兴建教学楼。
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船山学院学生会的学生们，在学校逸夫楼举行邵逸夫追思会。不言而喻，在他们心里，也永存一座“逸夫楼”。
……
斯人已逝，第一次，无数人自发以各种形式悼念一名企业家。他们并没有见过邵逸夫，但他们知道，“逸夫楼”将是人生永不磨灭的记忆。
“东方诺贝尔奖”
除了为学子们盖“万千广厦”，邵逸夫亦有奖励杰出科学家之意。产生这种想法，与邵逸夫在跌宕起伏的影视生涯中所感受到的科技竞争力也许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电影迎来了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划时代转变。当时让电影发声，较好的一种技术是片上发音，但这种新技术被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所掌握。倘若拍一部新片，向外国公司等支付了巨额设备租金和酬金以后，几乎所剩无几。
这样的经历让邵逸夫认为，一直以来，欧美比东方更重视科学技术，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多为西方科学家。但21世纪以来，东方人在科技上奋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应设立一个奖项，在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的同时，激励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再做贡献。
2002年11月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马临的倡议下，“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邵逸夫奖”设立数学科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3个奖项，其中，数学与天文学奖是诺贝尔奖所没有的。在邵逸夫及奖项的评委看来，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基础语言，天文学则是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21世纪将是探索宇宙的黄金时期。加上这两个奖项，是对诺贝尔奖的补充。
“邵逸夫奖”的奖金为100万美元，其数额之巨，足以媲美诺贝尔奖。彼时，“邵逸夫奖”甚至被称为“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邵逸夫奖”设立的消息传出时，有人提出，诺贝尔奖是西方的，因而获奖者欧美人居多；“邵逸夫奖”是东方的，获奖者将以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为主。
但在“邵逸夫奖”的成立仪式上，“邵逸夫奖”筹委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汝万明确宣布：“邵逸夫奖”颁奖原则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方面获得突破成果，且该成果对人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为旨要。
于是，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技巨擘摘得“邵逸夫奖”的桂冠。第一届数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陈省身；第二届天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人杰弗里·马西；第八届生命科学与医学奖获得者、法国人霍夫曼……
邵逸夫对此奖项的评价让人深思：“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
这让人不禁想起邵逸夫大半个世纪的商海沉浮，从默片到有声电影，从黑白胶片到彩色电影——他的多次成功，不正是得益于不分国别的人类科技进步吗？
而他所设立的“邵逸夫奖”，正如杨振宁所言：“对全球、对亚洲、对中国、对香港的科技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的慈善王国
邵逸夫低调地伸展着他的慈善领域。
有人说，对他慈善行为的感动，不是因为捐款的数目，也不是因为捐赠项目的多少，而是因为他的“用心”。
1985年，邵逸夫捐赠1000万港元给中国敦煌研究院，特意叮嘱，要将这笔款直接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其时，敦煌石窟开放旅游没多久，裸露的壁画极易受到磨损、撞击。研究院根据邵逸夫的叮嘱，为壁画装上了玻璃屏风。对保护国家的珍贵文物，邵逸夫很谦虚：“我只做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就受到了敦煌人的厚爱。”
1990年，邵逸夫向英国牛津大学捐赠了1630万美元，目的是帮助该校建立一个中国研究所。时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索思伍德对邵逸夫这一举动评价说：“这笔巨款的捐赠，将使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占有适当的位置。”
而在医疗界，邵逸夫的慈善行为更是享誉已久。最初他以资助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医疗机构为主，此后，痛感内地的医疗条件有限，又大笔向内地医疗机构进行捐助，并兴建了多家“逸夫医院”。
在邵逸夫看来，这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而邵逸夫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无数荣誉。
1974年，为了表彰邵逸夫对电影事业和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
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为2899号行星。为表彰邵逸夫在影视界取得的成就和他热心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特将此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1997年，中国政府文化部授予邵逸夫“文化贡献奖”。
为表彰邵逸夫对文化教育工作的热心和成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为邵逸夫颁赠了“石溪奖章”。
2008年4月，民政部授予邵逸夫先生“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
《一代宗师》中有一句台词：“人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在香港电影研究者竹聿名看来，这句话用来形容邵逸夫的一生再恰当不过：
经营邵氏公司是邵逸夫“见自己”的过程，他白手起家、热爱电影，努力完成梦想；
创办TVB是他“见天地”的象征，他将TVB打造成香港不可撼动的电视王国，并将这种影响力扩展到全球；
做慈善是“见众生”，有一天，他意识到，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尽可能多地回馈给社会，于是，他在慈善的道路上出发了。
如今，纵然离去，名垂人间。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一书）
邵逸夫图像由CFP提供
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海绩
我从1993年初至2000年底，在教育部任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具体负责邵逸夫先生的教育捐款。包括接受赠款，参与受理和审批赠款建设项目，落实建设项目的实施，分期拨款，组织专家检查、评选，奖励优秀项目等。8年的工作中，我和邵逸夫先生有比较多的接触。对他情系祖国、重教育人的爱国情怀和慈祥谦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受益匪浅。
邵逸夫先生从1985年开始，通过教育部对内地教育事业捐款。开始每年1亿港元，后来每年2亿港元。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累计捐款近47.5亿元。
记得1993年3月，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刚上任不久，港澳台办公室就收到邵逸夫先生写给朱开轩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在报纸上看到，国家领导人很重视教育，教育确实是很要紧的事。你当主任不容易，在工作中如有需要我做的，我愿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感动。远在香港的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直在关注着国家教育的发展。此时，他主动提出愿为国家的教育贡献心力，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啊！
邵先生不仅重视教育，也情系祖国灾区的同胞，特别是灾区的孩子们。对内地发生的灾害，总是主动伸出援手，常常是一旦灾情发生，他立即指示属下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如：2000年云南楚雄地震、2001年新疆、内蒙古暴风雪，2002年陕西、湖南等十几个省的暴雨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等，每次捐款数百万元至数千万元，已总计捐款2亿多元。他的救灾款，也主要用于恢复建设灾害损坏的校舍，使灾区的孩子们尽快回到舒适的教室。
教育部为感谢他的善举，决定以教育部长（开始为国家教委主任）名义邀请他来内地参观游览，他欣然接受，也可顺便看看他捐款建设的校舍。于是，李铁映、朱开轩主任，陈至立、周济、袁贵仁部长，每年都向他发出暑期来内地旅游参观的邀请。连续十几年的参观旅游，神州大地到处留下了邵先生的足迹。邵逸夫先生对教育部的安排，一直都很满意，他从来不计较，反复给我们讲的是：太谢谢你们了！千万不要太多打搅当地政府，一切尽量从简，包括在各地不要举行正式的宴请等。作为一个耄耋老人，其实每次参观旅行是非常辛苦的。常常每天很早起床，中午也难以休息，但他兴致勃勃，其精气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与钟情。
8个年头的接触，邵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个慈祥谦和、平易近人的长者。从1993年6月我第一次访港拜访他开始，他每次都是在香港清水湾影城的山顶别墅中接待我，而且每次见面，总是带着他那经典的笑容欢迎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内地一些省、自治区教育厅局和大学的负责人去香港，向他汇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亲自出面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宴请了代表团一行。他没有把自己的捐助看作是恩赐，反而对我们说：“拜托你们把建设项目做好，谢谢你们！”
有一年，个别赠款建设项目进展不够理想，配套资金没有及时到位。邵氏基金会方面也有所闻，并派了代表来内地检查。主管的副部长韦钰又带着我跑了好几个省，进行检查督促，项目很快转入正常。后来，我和一位同事专门去香港汇报。他的夫人方逸华女士先听取我们的汇报。她听后表示：邵先生和她都非常相信教育部的工作，完全尊重教育部的意见。没想到的是，此后，邵逸夫在清水湾影视城的山顶别墅，还专门请我们二人吃了便餐。他的和善、平易近人，令我极为感动。
有一年朱开轩率团赴港参加赠款仪式，回内地前的晚上，有个宴请。宴会后，邵先生握着朱主任的手说：“咱们明天见。”当时我也在场，有点不明白邵先生的意思。结果，第二天我们到机场，邵先生已经先期到达，他特地来欢送朱主任。一个已届80多岁的老人，专程到机场送我们，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品格啊！
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仰。诗中写道：
（一）
创业打拼多艰辛，风风雨雨一世勤。
荧屏历历多少事，独占鳌头耀古今。
（二）
爱国重教育新人，遍洒雨露润人心。
神州处处赞邵翁，天下谁人不识君。
（作者1993年—2000年任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