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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文倩
《论语》是本语录，它的内容和特有的文体样式都给后世带来极大影响。
《论语》在汉代开始广为传播，但并不是“经”，而是儿童开蒙读物。《论语》在汉代虽不是经，却常常和五经捆绑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分群书为七略，《论语》就附在六艺略中。六艺，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它们列居诸略之首，是因为其经学地位。和《论语》同时归入此类的还有《孝经》、《小学》（字书）两类。这三类有幸和经书归在一起，想必编辑者认为它们都属于进入知识领域和培养基本道德的启蒙读物，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书。
《论语》作为蒙书，当有以下几个优势：其一是《论语》讲“仁”，讲“礼”，又充满修身格言、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故欲成长成才、修身立世，不可不读；其二是《论语》所记言语简明深刻，语约意丰，也是很好的言语修辞课本；此外，《论语》和孔子在汉代还都没有被神化和过度阐释，因此，或许在汉人眼里，该书对孔子和弟子师徒相互问答的原始语境保存得比较好，是可以作为教学范本，师生共学的。
《论语》等书不仅给孩子读，也是一般平民的扫盲课本，近些年来出土的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就有这类书，是边防哨卡普通兵士学习的初级读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世。杜甫《最能行》写三峡一带民风荒僻，文化不发达时说：“小儿学问止《论语》。”可见，《论语》还是归在基本教育书目里面的。
此后，唐开成年间《论语》、《孝经》增列为经，到了宋代，经过程颐等理学家的表彰，《论语》的地位发生改变，开始神化。南宋时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把《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元代以后，朝廷规定科举考试都要从“四书”、“五经”里出题，如此一来，《论语》和孔子的影响就进一步扩大甚至神化了。
不过，对于后世很多读者，作为蒙学课本的《论语》似乎更值得青睐，因为它本身就是师生教学相长的记录，蒙学课本的身份，离它最近，也最贴切。《论语》以结构松散的语录形式，不按主题分篇，也不按主题名篇，章与章之间找不找联系，单篇文章又常常三言两语，神龙见首不见尾，却能激发阅读者的想象力，让我们依稀看到师生问学的情形，恍见记录者和被记录者的音容笑貌。这些实实在在的语录文字背后，隐含着诸多软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孩童初读未必能察觉，但它的影响也许会在日后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