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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伟涛
近日有媒体曝出，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王正敏与其学生王宇澄反目成仇，同室操戈，师徒二人水火不容。学术造假、院士除名、师生恩怨……在这场事件中，各方关系盘根错节，搅浑了一潭池水。对此事件，记者近日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起因：非学术因素引起的学术争端
如今，王正敏和王宇澄争论的重点集中在学术问题，而实际上整个事件却并非由学术争论引起，而是围绕在学术外围的非学术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告诉记者：“学术资源的分配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实一个院士就是一个‘山头’，聚积在他周围的同事和学生共享院士所带来的学术资源。”
据了解，王正敏从1999年开始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申报了3次都未能成功，2005年转而申报科学院院士，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2005年12月，中科院院士增选名单公布，王正敏位列其中，成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唯一院士。
王宇澄与王正敏的师生情份开始于1999年，当年，31岁的王宇澄考取了王正敏的研究生，并因表现优秀，从硕士生变为硕博连读。2003年王宇澄被聘为王正敏的秘书，至2005年，两人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王正敏成功当选院士，王宇澄认为自己出力不少。其父亲称：“申报院士材料的紧张阶段，王宇澄在工作中晕倒，导致左门牙跌断，下唇被洞穿，缝了3针。”同时，王宇澄通过亲属帮助王正敏找到了刘新垣、戚正武两位院士推荐人。
然而成功当选院士后，师生二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王正敏告诉记者：“我大概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对他说，做秘书很耽误时间，都是一些杂事，因此不让他再做我的秘书，好去提高业务。我想那个时候他就不高兴了。”当时，王正敏还告诉王宇澄：“外面都在说我们搞小集团，这样不好。以后你最好少来找我，这样对你好。”
而王宇澄告诉记者：“院士申报成功以后，他就一脚踢开了我。”
此后王宇澄在职称评定、业务发展上接连受挫，他认为这是王正敏故意为难他，感到自己工作全无希望了。
2009年10月，一份《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划》出现在两人之间，其中涉及10条保证。“如果按照《培养计划》实行，基本上围绕在院士周围的所有学术资源都将集中到王宇澄一个人身上。”复旦大学一位教师告诉记者。
在《培养计划》中记者看到以下内容：将王宇澄列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及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重点人才培养计划；考察半年后升任耳鼻喉科副主任；从现在起担任上海市听觉医学中心临床及语训部负责人；经过2—3年将王宇澄培养为学科带头人；王宇澄担任听觉医学临床中心第一副主任，主任为王正敏教授；参照院士终身制为王宇澄设立终身秘书制；以后所有机会首先考虑王宇澄……”
计划书中一再提到的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由王正敏担任主任，分为临床部和AV（听性语言训练）部。中心组成人员主要是王正敏的学生。“王正敏在中心有不可抗拒的权威。”一位中心医生告诉记者。王宇澄则认为：“因为他是院士，学生们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
与同龄人相比，王宇澄在学术道路上并不突出，已入不惑之年的他只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而与王宇澄同龄的王正敏的学生陈兵、戴富春、吴海涛都已是主任医师、教授。其中，戴春富2006年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担任“美国耳鼻咽喉科学研究学会”（ARO）国际执委；吴海涛现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三级学科——头颈外科学科副主任。
“王正敏就是下棋者，我们都是他的棋子，是来给他干活的。”王宇澄对记者说，“但是和我的关系就如蛇和农夫的关系。”
据官方介绍，王正敏担任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国家重点学科主任、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听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主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等职，手中有很多学术资源。“在中国，学术往往承载着太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一位教师叹息道。
举报：历时四年的艰难博弈
王宇澄对记者说，他从2010年开始举报王正敏，而这正是在《培养计划》出炉、师生彻底决裂之后。
“前两年我都是在医院举报，没有告到学校去。真正到学校举报是在2012年初。”王宇澄告诉记者。
记者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是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下设机构。委员会在2012年2月收到王宇澄第一封举报信后，即展开调查。委员会主任周鲁卫向记者介绍，委员会首先对举报中涉及王正敏“博士学位”和“一稿两投”的问题进行了查证。
王正敏告诉记者：“来调查的人态度很严肃，一开始就告诫我要实事求是，要对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任，我有种被‘双规’的感觉。”
但整个调查过程仍然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为什么复旦大学规定调查时间是3个月，对王正敏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王正敏当选院士时的推荐人、后又向中科院要求将王正敏除名的刘新垣院士提出疑问。
“主要是因为求证的过程很复杂。例如博士学位的求证我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路程，甚至在上海找到一名于2001年取得和王正敏一模一样证书的医生，他的博士学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得到了认证。后来，王正敏也拿到了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最后我们才做出了‘王正敏的博士学位不存在造假’的结论。”周鲁卫说。
“一稿两投”被规范委员会认为是“重复发表”。“这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把我列为论文合作者。”王正敏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错，但规范委员会的结论是：“将上述某些论文列入申报材料之中而未对其作任何说明，这种做法在学术态度上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2012年8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初次调查结果成文，“我们把初稿群发给全部委员，一周后收到大家回复，很多委员都发来了意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在2013年4月，我们又开始对专著抄袭进行了调查。”周鲁卫说。
直到2013年7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召开医学部专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认为王宇澄所举报的有关3本学术专著的插图内容“不属于抄袭”。
此后学校学术委员会于2013年8月发布《关于举报我校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简称《调查报告》），并将报告全文公开。
同时，王宇澄向中科院进行的举报也有了进展，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专门致函复旦大学，要求调查核实对王正敏院士的有关投诉情况。
中科院相关人士透露，2013年7月，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派人到上海了解相关情况。
2013年9月，复旦大学正式回函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附送了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表示学校尊重学术规范委员会基于独立调查工作得出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作为一桩学术共同体的专业调查，此事本已接近尾声，但博弈并未真正结束。继2013年11月《南方周末》采访王宇澄并刊发了头版报道后，2014年1月，中央电视台连续多日报道王正敏涉嫌院士申报材料不规范、其领衔研发的首个国产人工耳蜗系仿制国外产品而非完全自主原创、产业化团队多头申请课题等问题。
央视报道中的被采访人范宝华是王正敏人工耳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他告诉记者：“视频上的讲话大约在12月，王宇澄打来电话说要摆酒向师门赔罪，约我谈，当时带过来一个‘光头’，说是他表哥，实际上是来偷拍和录音。”
“我们的人工耳蜗从里到外都不是仿制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样机。我国《专利法》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必须25%是国产自主技术，我当时说我们申请专利一般要求最起码35%是国内技术、65%是国外技术，实际上，最后申请的时候100%都是我们自己的技术。”范宝华告诉记者。
“卫生部的课题由我院戴春富教授牵头申请，王正敏教授不担任项目负责人。工信部的课题由相关企业申请，与我院无关。”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1月3日在《关于国产人工耳蜗研发有关情况的声明》中澄清此事。
同时媒体还曝光刘新垣等4名院士给中科院写联名信，要求中科院彻查此事，希望将王正敏从中科院除名。但据记者了解，写联名信发生在去年10月，其中的一些院士签名，只是希望中科院彻查此事。
“现有调查结论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前不会改变，现在正在进行的复查只是对原有调查的补充。”周鲁卫告诉记者。
“复旦大学现在有苦说不出，是被他骗了。我充分理解，也很难过，他太善于表演了。”王宇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焦点：“失范”与“造假”之辩
王正敏对自己被冠以“学术不规范”感到有点委屈，他告诉记者：“我向中科院汇报，同意复旦的处理建议，但‘学术不规范’帽子大了些，图是重新画的，旁边没有标注来源，这个算是不规范的话，我承认。”
王宇澄则认为：“复旦的调查报告避重就轻，实行的是双重标准。”
王宇澄所谓的“双重标准”，是指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没有按照2005年通过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中的有关规定来处理王正敏的学术问题。
“我们每一步调查都是有章可循的。”周鲁卫告诉记者，“在即将出台的新版学术规范中，我们已经新增了对学术不端和学术不当两类行为的界定。”
对王正敏最大的质疑来自于他的57篇论文是否造假以及专著插图是否属于抄袭。而对于“克隆耳蜗”与套取科研经费，王宇澄说：“这些是央视在采访中发现的，我们先不讨论。”
在王宇澄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刘新垣院士，刘新垣告诉记者：“我已经在信中说过了，评选院士时，哪怕一篇论文有点瑕疵都会落选，何况他有这么多造假和抄袭，加起来够除名60次了。”
57篇“造假”论文出现在王正敏院士申报书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其中43篇是非研究性的一般文章，另14篇由其专著《耳显微外科》拆分而成。
对自己申报材料存在不实，王正敏认为：“这50多篇文章是我教学、办杂志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当时我的理解就是，要把发表过的文章如实列出，里面有些文章不属于学术论文，这从标题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不存在蒙蔽评审专家的情况。”
而对于14篇由书中拆分而来的文章，他也提到：“我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转载《耳显微外科》的内容，在开篇的编者按中提到‘内容节录自王正敏教授编著的《耳显微外科》一书’，完全不存在欺骗行为。”
记者拿到王正敏申请院士时的《附件3：论著目录》，其中有“按论文、著作、研究技术报告、重要学术会议报告四类内容分别填写”的说明。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主任周鲁卫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我们也调查过，他说当时以为是把自己所有写过的东西都列在上边，我们只能说他是不严谨，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区分成两个附录，但不能说他是造假。”
“我想让评审人知道，我不只关注科研，也关注教学和临床经验总结。我那些东西一看就不是论文，不存在欺骗问题。”王正敏对记者说。
让刘新垣院士愤怒的另外一点是，王正敏出版于1989年的《耳显微外科》有62幅图与苏黎世大学乌果·费绪教授的两本专著《Tympanoplasty and Stapedectomy A Manual of Techniques（鼓室成形术和镫管切除术：技术手册）》和《Microsurgery of the Skull Base（颅底显微外科学）》中的图片雷同，但书中并未注明图片来源，全书也没有参考文献。所有涉嫌抄袭的图片累计占篇幅为26页，约占该书294页的9%。
“《耳显微外科》中，我13次提到了导师费绪的名字，每种手术都会提到。一个手术有许多幅图，我提到一次就够了，不需要反复提。从费绪著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到，我是被列名为参与著作写作并被感谢的。”记者看到乌果·费绪在《Microsurgery of the Skull Base（颅底显微外科学）》的序言中对包括王正敏在内的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表示了感谢。
周鲁卫告诉记者：“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不规范行为。”
2013年7月，复旦大学聘请3名在沪院士作为校外专家对王正敏著作是否涉嫌抄袭进行鉴定。专家意见为：“在上述3本著作中，未能逐图标注原图出处和参考文献，说明作者王正敏教授和相关出版社在出版规范上还不够规范，应予指出，但不能认为这属于学术剽窃。”
王正敏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学术规范面临巨大变化，总得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根据当时的要求去做了。现在看来，这个要求不够标准，我们不能怪罪当时的人。如果这样，今天所做的，30年之后也会有问题。”
刘新垣则指出：“即使时代不同，基本的学术规范也应当是相同的。”
囚徒：一场没有赢家的“战役”
王宇澄对记者说：“现在还不到谈个人感悟的时候，概括来说，只能用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心力交瘁来形容。真正的战役刚刚开始。”
王正敏则跟记者说：“我很委屈，但我有自信。”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复旦一名教师跟记者聊起此事时说。
“为了举报他，我这条命都搭进去了，我曾说过我是‘扛着棺材’跟他干到底的。”如今王宇澄每天都在应付媒体的采访，和他心中的“造假者”斗智斗勇，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极大影响。
王宇澄向记者透露：“我一度身体极差，全身起脓包，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有人投毒。”医院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门诊出诊时，王宇澄在三楼茶水间泡茶，喝茶前先让其他工作人员喝，确认无毒后再喝。”
对于“王宇澄两年的普通门诊数为143人次”的说法，王宇澄坚决否认。
同时，王宇澄认为他在医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科研事业屡屡受阻。“我的事业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毁了”。
让王正敏“现出原形”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在采访刘新垣院士的过程中，王宇澄给记者放了一段模糊的录音，据他说是王正敏对他的许诺，包括“公司准备投两个亿，院方派一个人，就是你……二级学科是虚的，三级学科有钱、有实权，也由你来做……主任是我，你当副主任……你代表我去美国House耳研所参观访问学习……”但录音的时间、地点并不清楚。
王宇澄说这样的录音他还有很多，并且手中还掌握有其他材料。“等严肃的问题处理完了，我再跟他解决个人恩怨，让更多的人认清他。”
记者问，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正义，这样做值了，人一辈子能做几件事？”
而王正敏则面临更大困扰，“我是快要80岁的人了，本希望多为病人服务，多为科学做贡献，现在却不得不拿出时间来应付这些事情。我做了那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现在受到负面影响，心里是不高兴的，而且这影响到我周围的人，比如让学生感到脸上无光。”
“这样下去师道尊严何存？”一位医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也许还需进行一次更加全面可信的调查，给公众一份更让人信服的调查报告。学术界也应该思考，以后的学术争端该由谁来认定？如何确保学术举报的调查结论令人信服？对于学术的“历史遗留问题”该如何处理？
此外，人们对现行院士制度的质疑也此起彼伏。为什么严肃的院士评选会存在如此多的漏洞？如何逐步剥离附着在院士身上的学术、行政和经济利益？院士制度改革该从何入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堵住制度的漏洞，逐步“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真正还给学术一方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