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春铭
未成年人犯罪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称为世界“三大公害”。日前，在由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会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教育部等协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上，专家表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上有所突破。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近5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宣判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数持续下降，但绝对数仍然很高。
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秀榕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低龄化趋势明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大幅上升。二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押未成年犯入狱前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以上。三是闲散、流动未成年人和单亲、服刑人员家庭未成年子女及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很多，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的问题，也有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弱、自我调控能力差等因素。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家庭教育失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陈秀榕说。
“近年来，检察机关每年批捕、起诉的未成年人仍然达到7万多人。能否有效教育挽救这些涉罪未成年人，不仅需要政法机关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专业服务的跟进。”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陈连福说。
为给予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平等的司法保护，上海市闵行区挂牌成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工作总站，并在全区13个街道、镇建立观护点。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交由专业社工组成的专门观护组织。观护期满后，观护站组织对观护对象的表现进行评定考核，并将评定考核意见及帮教档案提供检察机关，作为不起诉适用、非监禁刑量刑建议等的参考依据。
对未成年被害人及时救助优先救助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鉴于未成年人几乎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以及性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此类犯罪实际发生数量可能比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要多，应引起有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尔梅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复杂，而我国目前在一些治理环节上仍存在短板。例如，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网络尚存在真空地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职责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缺少强有力的专门未成年人保护行政机构推动综合治理性侵害的举措落实等。
已于2009年施行的《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明确提出，对女性未成年学生给予特殊保护，以及建立全方位的校园安全保障制度等。
黄尔梅非常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工作。“未成年被害人作为更为弱势的一个群体，正处于生长发育、学习知识、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如果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能及时得到物质补偿、精神安抚和妥善安置，生活学习上更容易陷入困境，其未来的人生也容易受到严重不良影响。”黄尔梅说，因此对他们的救助尤为重要、尤为迫切。希望能协调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在推动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基础上，争取做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及时救助、优先救助，适当提高救助标准，促进未成年被害人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学习。
发挥法治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指出，要发挥教育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中的根本性作用。未成年人工作要注重制度建设，努力将制度上升为法律，提高法治化水平，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顾秀莲建议：“应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推进家庭教育科学化，落实素质教育，补齐社会教育短板，在法制教育、规则教育、生命教育、网络教育等薄弱环节狠下功夫。”
“对领导不重视、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特大案事件，依法实施诫勉谈话、黄牌警告、挂牌督办、综治考评、处分建议、一票否决等政策。”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说。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建议，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归根结底要靠法治来保障，发挥法治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共同推进，努力构建未成年人法治体系。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指出，现有法律未能完全涵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全部领域，特别是缺乏程序法的规定，实施起来弹性较大。加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障，要做好基础研究和长期规划，研究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就业的现实。要健全法律体系，广泛凝聚动员社会力量，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实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