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伟涛 董少校
2014年春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郭德茂寄给自己老师的新年贺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先生一直是有信必回，“每年寄给先生的贺年卡，他都会用一根细绳穿起来，挂在书房的墙上”。
此番情意，只能留作缅怀。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很多年轻的学子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或许不知道王运熙是谁，但大都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本书以及他的一系列文论研究著作，影响深远，是奠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基础、开启无数法门的典范之作，几代学人都是读他的论著成长起来的。
在20日举行的追悼会上，来自祖国各地的学者、学子向这位坚守学术研究70年的学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在复旦大学校园里，悬挂起学生亲手所折的一只只千纸鹤。
鹤兮归去，清风犹舞。
少年成名，白首未改初衷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家住杭州湾附近，因此常常听到海湾中潮起潮落的声音，他的书斋“望海楼”也由此得名，用他的话说就是“身居闹市，也见不到海，聊以寄托怀旧之情而已”。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经、史、文重要典籍。
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20世纪5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师资队伍实力雄厚，聚集了以“十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而在“十大教授”中，有6位集中在古典文学领域，除原有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位外，还有经院系调整来的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
王运熙在中文系耳濡目染，沉淀积累，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他的学生总结王运熙一生的学术道路为“三个时期，两次转向”。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他主要致力于汉魏六朝研究，重点在乐府诗。他的论文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当时他还不到30岁。
对汉魏六朝文学深有研究的余冠英看到《六朝乐府与民歌》书稿后，非常赞赏，并评价为“有系统地研究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的第一部著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运熙的研究转向唐代文学研究。
在当时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如陈寅恪、萧涤非、任半塘、林庚、刘大杰等大家尚在，治学各有特点。王运熙在群星璀璨的时候，敢发前人之所未发。31岁那年，他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就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与郑振铎、陈寅恪商榷。王运熙认为唐传奇并非是古文运动的产物，而是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同时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古文家也并未借助传奇来推动古文运动。
这样的结论在当年引起一些争议，以致引起中文系内一位崇敬陈寅恪的老师的不满，但王运熙仍然坚持己见。半个多世纪后，很多学者认为王运熙的结论更为真实可信。
上世纪60年代前期，王运熙因为参与到刘大杰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学术研究转向古代文论领域。
为了加强学科研究力量，1978年王运熙开始组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已离开复旦的黄霖被召了回来，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的黄霖告诉记者：“他对每个人都很好，我并不是所谓的‘嫡系部队’，也不是他带出来的学生，但是他对我的关爱培养是我永生难忘的，我两个大恩师就是章培恒和王运熙两位先生。”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文革”前，《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版了王运熙编写的上册，刘大杰在“文革”中去世，后续任务就落到了王运熙肩上，王运熙大胆启用青年学者，让黄霖负责小说、戏曲部分，最后由他来审稿。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获得国家教材一等奖，成为全国高校文学批评史学科必读书目。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将由王运熙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该书第一册的编写工作，正处于‘极左’风气之中，王先生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保存了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唐代文学研究名家陈尚君认为。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学有所专，不做三脚猫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的学生吴兆路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求学时，王运熙曾写了一幅字送给他，内容是韩愈《劝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当时可能感觉到我乐于交游，没有专心读书，因此写这幅字让我自警，先生的深意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
王运熙在和学生交流时，常常告诫他们应有所专心，不要做三脚猫。他经常跟学生提到的例子是——
“1947、1948年间，物价飞涨，我曾经在私立勖进补习学校兼教一点语文课，所得不菲，陈子展知道后，竭力阻止我去兼课，让我有较充裕的时间认真读书，他认为出去代课，经济上暂时富裕了，而学术上则会长期贫乏。”
“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这是悬挂在王运熙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写出了他对于育人、读书、做人的自我期许。
复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复旦中文系的治学传统能够薪尽火传，绵延而不坠，实有赖于王运熙等老一辈学人的坚守。
教导学生时，王运熙十分重视宽视野，厚基础，强调文史结合。他跟学生提到，系统地阅读有关史书，对文学研究益处很大。“我研究乐府诗时，读了《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后，发现不少记载表明六朝贵族喜欢听吴声、西曲这类通俗乐曲，爱用谐音双关的隐语进行酬对和嘲谑，这为我理解吴声、西曲打开了一扇大门。”
王运熙常对学生讲三句话：“学习古代文论一定要学好古代文学”、“打通文史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他曾说：“我问学之初，曾跟随蒋天枢学习《总目提要》，体会古今学术的变化和学术评价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在《总目提要》中得到的学术启发，比任何一位老师都要多，而他平生学术力求持论平允，也深受《总目提要》的影响。
王运熙重视学生的治学根底，忌讳空谈理论，他的第一名博士生曹旭仍然记得，在招收他之前，王运熙曾在三个不同场合问过他同样的问题：“文艺理论喜欢不喜欢，擅长不擅长？”曹旭回答：“喜欢却不擅长。”又问：“古代文学作品喜欢不喜欢，能不能背诵？”曹旭回答：“喜欢能背诵。”现在看来，曹旭认为，这反映出王先生反对空讲理论，他担心学生用文艺理论来套古代文学研究，从概念到概念，这和他的治学路子是不一样的。
王运熙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格。一位学生回忆，在王运熙上课时，他与邻座的同学窃窃私语，被王运熙发现，于是立即问他：“‘所向无空阔’是什么意思”，“当时全场肃然，我亦忐忑，‘口噤闭而不言’。”先生不怒而威的样子让这位学生记忆犹新。
对于学生晚辈，王运熙平时并没有太多感情流露，然而发自于内心的鼓励和关爱，却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在王运熙晚年，有一次黄霖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经不能说话。黄霖当时由于忙于工作，身体消瘦。临走之时，口不能言的王运熙突然很大声地喊出：“黄霖！你要好好休息！”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惊。提到此处，已愈古稀之年的黄霖眼睛湿润了。
求实即创新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道：“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
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他说：“作家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学者应该在读书中发现问题，绝不应该有了题目再去找资料。”
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
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
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杨明告诉记者：“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何奇警之处，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光辉。当时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含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
王运熙做学问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见。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承学告诉记者：“先生的文章就像一块宝玉，经得起时间的淘洗，越磨越有光辉。初次读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过于平淡无奇。若干年后再读，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当时看似奇特，后来却站不住脚，而王先生的观点却显得准确而精当，经得起推敲。这种学术生命力令人称奇。”
王运熙服膺《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淡泊一生，温润如玉
在学生的眼中，王运熙外貌清癯，衣着简朴，常穿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或中装，平时不苟言笑，在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浅浅一笑。恰如他所研究的《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内涵——风清骨峻，得其精神。
王运熙的儿子王宏图回忆道：“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要求，让我知进退，懂放弃。”据王宏图回忆，王运熙也喜欢写一些新式小说，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在现代作家中，他尤为喜欢沈从文，沈从文那种恬淡安静的笔触正是他所向往的。
王运熙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地位也不断提高，“虽然如此，先生却一直很低调，对名利看得很淡，生活极为简朴。”杨明告诉记者。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吴承学清楚地记得——
随着上海的飞速发展，王先生的家越来越显得陈旧。多少年来，先生家中的用品没有多少变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饮食也非常简单。前几年我到王先生家，他一定要留我吃饭。晚餐是师母做的，每人一碗速冻水饺，吃得很开心。
虽在斗室，王运熙却甘之若饴。学生们常常到老师家中上课，因其视网膜衰退，视力减弱，学生便把文章心得念给他听。他再根据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不对学生说“你错了”，而是轻轻地说：“我觉得这问题是这样理解的。”对学生，绝无呵斥之语，偶有批评也非常委婉。
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先生并不是甘于寂寞和清贫，而是不知寂寞为何物。对他而言，学术就是乐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快乐，所以从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贫。”吴承学说出了他的看法。
王运熙极为淡泊，对名利并不在意，也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有一件事让他的学生曹旭记忆犹新。
1996年夏天，两人去黄山开会，当时与会者乘坐两辆旧中巴车，曹旭与王运熙并排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因天气炎热，车窗尽开，前车所带起的尘土滚滚涌进，曹旭愤然说道：“要是我开车，我一定要超到前面，让前面那辆车吃我的灰。”王运熙轻描淡写地说：“你超到过这辆车，再前面还有车。”整车的人都笑了，只有王运熙没有笑。
王运熙极有修养，为人宽厚谦和，极少有激动的时候。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90年在南京开会，南京大学举办本校前辈学术成果展，不小心把王运熙与本校顾易生、徐鹏合作署名“王易鹏”的《古代诗歌选》四册，当成南大王易的著作。有人问及，先生不以为忤，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不是里面插图是他们画的？”
王运熙年轻的时候就患有眼疾，视力衰退。20多岁时，晚上读书就很困难。他常感叹：“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能徒自惋叹而已。”然而在学生们的眼中，他却是一个读书不辍的人，他伏案苦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晚年的王运熙曾对学生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平实治学 平和为人
■黄霖
先生离去的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万分！从大学四年级时听先生讲授杜诗以来，已有50多年了。这半个多世纪来的多少事在我脑海里翻腾，这几天真是心乱如麻，但先生特有的立身风骨与治学风范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他平实治学，以真识传人；他平和为人，见一团正气，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王先生的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界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为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拓的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承前启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综观王先生的这些论著，无一不是从事实出发，从材料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以论凑史。王先生曾自称是“释古”派，研究要努力做到“对重要原著注意反复钻研,做到融会贯通”，“注意广泛全面地发掘并掌握有关史料,开扩视野以期对原著获得确切深入的了解”等，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一个字：“实”，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其宗旨是“求真”。在这基础上，他的研究成果就达到了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境界：“平”。他的研究成果不故弄玄虚，不哗众取宠，“论议正平”，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对于严羽的诗论,过去一些论者多片面强调他的“兴趣”说，认为严羽推崇王维一派的隐逸诗。王先生用事实证明严羽本人的“性格与作风相当豪迈”，其诗作“风格的主导倾向是豪放雄壮”，提倡“兴趣”只是为了反对江西诗派偏于说理而忽略了诗歌的抒情性、形象性，实际上他不看重王维，在《沦浪诗话》中没有一处提及王维，相反他推崇的是李、杜一类雄浑的诗风。他的论文就是在“实”的基础上得以“平”，显得“正”。
王先生为追求“议论正平”，就难免与一些或偏或狭、不平不正的观点产生矛盾，不得不或婉或直地提出批评，向一些权威、名家如陈衍、梁启超、郑振铎、陈寅恪、陆侃如、郭绍虞、萧涤非、周振甫等提出挑战。当然，这种挑战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用平视的眼光、善意的态度，和风细雨式地进行的，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王先生“平实治学”的风范。比如，王先生的《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一文，就是辩驳由梁启超提出，后经陆侃如、曹道衡等著名学者生发的一种观点而写成的论文。事实证明，王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些商榷讨论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剑拔弩张的话，没有一丝挖苦嘲弄的味儿，只是让人从“平实”中见到了它们的学术分量。
假如说王先生的治学风范是以“平实”为特点的话，那么他的为人可以用“平和”两字来概括，这两者是相互辉映的。他宅心仁厚，待人温和，从容淡定，处事公平。早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与他的距离还较远，感受不深。1978年，我在社会上晃荡了十年之后，被王先生与章培恒先生召回复旦，在王先生任所长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时起，他不但是我的直接导师，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接触就多，感受也深。几十年来，我从未见他对人疾言厉色，也从未听到他在背后指责过任何人。遇到问题，总是耐心地听人讲完，平静地作出决定。在我们研究所，他不分亲疏，不论长幼，不偏袒、不偏信，都一视同仁，公平待人。正因为他摆得“平”，所以团队从来就特别地“和”，我们就对他格外尊敬。就我个人来说，回复旦时，我在研究室里年龄最小，也不是他的研究生。时下有一种流俗的看法，不是直接带过的研究生，似乎就不是真正的学生，这种莫名其妙的疆界常常会把队伍搞得四分五裂。王先生则不受这种俗见的影响，对我像他人一样关爱与栽培。我到所里，他就在业务上给我压重担，让我编写原由章培恒先生承担的教育部指定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中的全部小说文字，促使我走上了治学的正途。后来在他与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又让我独立承担“近代卷”的编写工作。此书出版后，正值教育部第一次举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评选，他没有报自己亲自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卷”及顾先生参与撰写的“先秦两汉卷”，而是指定我这个后生小子申报，结果使我的“近代卷”得了奖。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前进。如今，我在学业上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指导与支持。在生活上，他与师母也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前年我去日本两个月回来，不知怎的，一下子消瘦了5公斤，去医院看他时，先生虽然神志清楚，却已不能大声说话了。那天，师母与王先生的大公子宏图教授及董乃斌先生都在座，大家谈了好久，先生则一直认真地听着，未能开一句口，到我们告辞刚走出房门时，突然听他大叫一声：“黄霖！”我们都吃了一惊，急忙回去，走近他的床头，他竟然清晰地迸出了一句：“你要好好休息！”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句清晰的话，一时间我热泪直涌。想不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还是这样地在关爱学生！先生对我是如此，对其他学生、同事与朋友都是这样以真爱待人，所以他永远令人感到平和与亲近！
如今，先生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永远是我心目中的一座高山，是我们复旦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