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图
刘川生
胡凌云
黄德宽
赵艳林
编者按
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实践中，不少地区遇到了诸如“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下放权力”、“高校获得自主权后如何办学”等难题。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委员们为此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张婷 苏令 纪秀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用好自主权考验高校智慧
“现在直属高校有相当的自主权，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说，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刘川生说，各级政府职能都在转变。教育部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整体部署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我们高校非常欢迎。但从另一个方面讲，高校必须深化改革，练好“内功”，真正做好“用好自主权”这个课题。
“教育部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所高校要自主办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法’，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权力下放之后，要依法用权。”刘川生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是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其难点在于如何体现大学精神、自身特点、办学理念、历史传承等。
“大学章程的制定要汇聚教工、学生和校友的共同智慧。我相信，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会不断完善，办学水平会得到大力提升。”刘川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
管办评分离一步步走才能稳
“要管、办、评分离，要实现职能转变，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什么都放权不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认为，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有试验，一步步走才能走得稳。
“管、办、评分离，要十分慎重。学科评估如果交给第三方评价来做，如何实施，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果根据这个机构的评审结果拨付高校经费，那么，这么大的权力谁来监督，会不会滋生腐败问题？在没有成熟的配套政策下，这样的放权是冒险的。”胡凌云说。
在胡凌云心中，简政放权的路径是：第一步要遵法治，必须依法简政放权，什么权力收上来，什么权力放下去，这些要有法律依据。如果行政部门放掉了法律赋予的责任，也是一种违法。第二步是转责任，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大监管，审批权下放，监管权加大。第三步是精人员，放权之后，事少了，人员也可以减少了，政府就小了。
“改革要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不能操之过急。中国这条船太大了，情况复杂，绝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今天就希望明天发生变化。”胡凌云认为，教育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不能有大起大落，更不可用“休克疗法”，只管起飞，不管降落，而是需要渐进式的、管用的、配套的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
兼顾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划分政府、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说，政府对教育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和支持引导，教育是不可能健康、协调、科学发展的，但反过来，如果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就会制约高校的办学活力。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黄德宽说，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黄德宽认为，这几年教育主管部门对直属高校的放权还是不错的，但我国90%的高校是地方院校，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要求给地方高校放权，甚至有些部门正在变相地收权。地方政府统得过死、管得过死，就会制约地方院校的发展。
“如果在数量上占90%的地方高校不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就会影响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督促各地政府，按照国家的顶层设计，逐步向地方高校放权。”黄德宽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
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高等教育法》给予高校七大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比如招生、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等。但在具体执行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说。
如何把握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赵艳林认为：“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高校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真正把办学自主权用好。”
赵艳林说，地方高校在整个高教领域占绝大多数，但一些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并未落实到位，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非常盼望教育部能出台细则，让地方高校尽快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