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 江苏江宁人。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生于1928年6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国语言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等，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们共同的朋友》等30余部。王剑影 摄
《智量文集》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集中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
译文编：
《莱蒙托夫叙事诗集》
《黑暗的心 死者》
《我们共同的朋友》
《散文诗·帕拉莎》
《德俄四家诗选》
《安娜·卡列宁娜》
《叶甫盖尼·奥涅金》
《上尉的女儿》
《贵族之家 前夜》
创作编：
《饥饿的山村》
《海市蜃楼墨尔本》
《人海漂浮散记》
文论编：
《19世纪俄国文学史讲稿》
《智量文论集》
编者按
伴随着打字机的声音，体育馆中央变成了一个个书房，人们用表演向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俄罗斯文豪致敬。这是不久前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场景。2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谈及自己的阅读爱好时，同样提到了这些伟大的名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智量日前出版了《智量文集》（14种，1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他突破语言的藩篱，使中国读者得以走进这些伟大的作品。
翻开书，走进文字背后的故事，感受一个人，一本书，一个时代。
■特约撰稿 肖宇
86岁的王智量取出18卷《智量文集》中的一本，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莱蒙托夫叙事诗》应该叫‘诗体小说’的呀。”他从破旧的小沙发上站起身来，手一挥，声音高了八度：“中国古诗有‘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这难道不是诗体小说吗？”
莱蒙托夫的叙事诗，是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叫法。但王智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开始为此激辩，提出诗体小说是世界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还特地翻译了莱蒙托夫的《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撰写有关论文，在从不发诗歌的《小说界》发表，并推荐刊登中国古诗《木兰辞》佐证。然而，他为此申报的科研课题，因审批者不了解“诗体小说”这一文体而搁浅。20年过去，他收集了新的资料，旧事重提。
他说，爱，就是力排众议，不离不弃。
怀抱这种爱，他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经典之作译介到中国；怀抱这种爱，他在艰难岁月，也不放弃对诗与美的追求，30年间，他将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
《智量文集》展示了王智量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但他坚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诗人。他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仿佛都只是为了和诗相遇。那些点燃他的诗句和诗意的镜头，一直在他的心里回响，不分时序地“自动”播放。
藏在诗里的命运
我那春天的黄金般的岁月/你们往哪里，往哪里飞驰/未来给我准备下了什么/我的目光枉然地搜寻着/它还隐藏在浓重的黑暗里……/操劳的白昼固然美好/黑暗的来临也很美妙！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在《智量文集》的“翻译编”中，诗歌占了很大一部分。王智量说，普希金的代表作、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译稿是写在马粪纸、香烟壳、顶棚纸、小学生作业本上的。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而这本书，则是王智量生命中的“太阳”。从1952年开始背诵、翻译，到2014年文集收入这本书，已经过去了52年，他的译本在全国至少有五家出版社出了五个版本，再版多次，最初的那个版本，是他在30年间翻译了十遍，用笔抄写了十遍的译本。
【镜头一】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王智量坐在中关村中科院文学所的那间研究室里，墙上贴了一幅漫画：他躺在棺材里，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棺材盖上写着“白专道路”四个字。他走进厕所，再也忍不住眼泪。这时，著名诗人、当时的所长、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何其芳走了进来，用四川话匆忙地低声对他说了一句：“《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喏！”王智量回到宿舍大哭一场，毅然取出封存的俄文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放进了行李。这是他带的唯一一本书。那一年，他28岁。
1958年初，他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河北平山县的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又转到甘肃，从此被“冰封”20年。此前，他已经小有名气，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文坛广泛关注。他能用俄文全文背诵400多诗节的《奥涅金》。何其芳最早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了他翻译的片断。何其芳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他日后的精神支柱。
原本可能还有另外三个王智量：他有可能成为法官王智量——他最初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可能成为军人王智量——1949年2月北京刚解放，他就放弃北大法律系的学业，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穿军装，吃供给制。或者成为外交官王智量——这所学校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其时，他在俄国人开的秋林图书公司买到俄文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许冥冥中为他与诗歌、与俄罗斯文学结缘埋下了伏笔。
七个月后，他病了，回到北大，转到俄语系继续学业，后来成为俄语系助教、中文系教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镜头二】河北平山县的滹沱河边，王智量一个人静静坐了两个小时。他很想跳下去，但最后，他摘下头上的帽子，大叫一声：你去死吧，我不! 把帽子扔进了滚滚的河水。
在河北、甘肃偏僻的乡村里，春天撒下的种子要用脚踩实才能发芽。蓝天白云下，他一边双脚交替踩着刚刚撒下的稻种，一边在默念中寻找《奥涅金》的韵律和节奏，一句句翻成中文。回到住处，他撕下糊墙纸，找来香烟盒、草纸，从深夜到凌晨，凑着煤油灯如豆的光，记下白天想好的诗句。
《叶甫盖尼·奥涅金》让他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诗人王智量。
1960年年底，一场病，让他侥幸回到了上海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身边。带回的行李除了一套破旧的衣服，就是一本俄文版《奥涅金》，还有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废纸，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圆珠笔、铅笔、钢笔写满了译文。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病床上重抄译稿。
苦闷的时候，他经常去汾阳路的岳阳路口，那里有他老师余振先生家的灯光，还有普希金铜像。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住红楼，和余振先生的午休室同在一层，他每天中午去向余振先生请教。后来，余振先生也回到了上海，但他不敢去拜访，怕连累老师，直到1962年年底被“摘帽”。
在那个非常时期，他很难读书，但尽量读书，读同一本书——《叶甫盖尼·奥涅金》。其间，余振先生的镜头不断重叠，闪回。
1962年年底，余振先生来看心爱的弟子，看到黄色草纸上的译稿，心都碎了。他立刻赶回家，拿出家藏的《四部备要》第二编，冒着寒风到福州路卖了300元钱，塞到弟子手里。他带来自己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手稿给弟子看，那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俄文版的全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好几个通宵手抄的。“继续翻吧，我帮你改。”他说。
王智量每次想起这个镜头都忍不住流泪。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每周几次和先生讨论、修改，后来又增加了北大毕业生杜嘉蓁。他们三人字斟句酌，话题只有一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
这一切到“文革”戛然而止。
“文革”中，他重新被监督改造，扛木头，四处做临时工养家。但他仍然早起晚睡，偷偷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理由。
1982年，在前辈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据理力争下，王智量改了十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他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在国内数个译本中，被誉为“标志性的译作”。同时，他和余振先生，也被誉为国内直译派的代表。
他把印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捧给余振先生看，余振先生说，“太好了！只可惜你没有把诗行搞整齐啊。”
王智量重新出发。他严格遵循老师的教导和观点，既忠实原诗的内容，又忠实原诗的形式，并且结合中国诗歌传统的特点，一遍遍修改。1996年，余振先生去世。他夜以继日，改出了一个每行十个字、整齐押韵的译本，奉献在先生的灵前。这个译本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此后，每次出书，他都要再改一次。这次出版的文集，就选用了这个版本。
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我一生不会写诗，但却因诗获罪，也因诗得福。说罢，像孩子一样放声大笑，像阳光穿透阴霾。
追索失落的诗行
请接受吧，朋友，我友好的誓言/请你接受来自我故乡的歌声/虽然这支歌，很可能，亲爱的朋友，是断裂的琴弦的最后的声音！
——莱蒙托夫《最后的自由之子》
80岁以后的王智量总想参透自己的人生，可又总有些参不透。逢“8”的这一年，似乎总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1928年出生，1948年考入北大，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1988年退休前，校长突然到家里来，希望他再工作五年。
他总是谦逊地说，其实，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不过就是28岁后的那22年。18卷《智量文集》，绝大多数作品是他在复出以后完成的，那一年他50岁。
他说：“我很拼命，每天只睡几个小时，4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就是想把那20年补回来。”
【镜头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二，作为兼职教授，他应邀到苏州大学讲学。上海到苏州的火车只有40分钟，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狭小的茶桌上摊开莱蒙托夫的诗，拿着纸和笔，旁若无人地一会儿摇头晃脑地读俄文，一会儿奋笔疾书。列车员越看越不对，便叫来乘警对他盘问。
复出的第一年，半年不到，他就完成了20万字的论著《论〈爱弥儿〉》，呼吁教育界要用世界名著塑造孩子，超越物欲，不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摆脱平庸和狭隘，学会在冰天雪地和灼热的岩石上也能生活。这是他多年来在非常岁月中对人性扭曲的痛切思考。这本书的手抄译稿交给了有关领导，后来领导去世，稿件不知所终。
更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至今找不到的三本诗集译稿：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代表作《谁在俄罗斯日子过得好》、德国诗人海涅的《归乡集》、叶赛宁的《抒情长诗》。
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合同，没有约稿，在今天的人看来，他自说自话地做这些事，简直就是自讨苦吃。但是他翻译、研究、写作，只有一个理由：“因为爱，因为喜欢，让我心跳，让我有话要说——不译、不研究不足以满足我的情感，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爱它，也不足以表现我的爱可能比别人更深一点。”
正是这种生命的激情，让他锲而不舍。195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两首诗无人肯翻，其中一首是关于普希金逝世的《纪念日的诗》。在余振先生指导下，这首译诗被收入我国第一部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他余兴未尽，又连写了四篇论文。58年后的今天，这四篇论文被收入文集第一次发表。此外，20多首海涅和叶赛宁的诗歌译稿，也是因友人的喜爱保存至今，被收入文集的《德俄四家诗选》，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点燃年轻的诗心
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强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爱，生命才得以维持，得以发展啊。
——屠格涅夫《散文诗·麻雀》
王智量说，诗歌如果仅仅是小圈子的个人专利，是诗的悲哀。
《智量文集》独具特色的是单设“教学编”，收入一部1979年的讲稿。
1979年，王智量再次走上大学讲台，给经过十年动乱的少男少女们讲俄国文学，讲诗，讲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并用俄文朗读。而在“文革”中，外国文学几乎全是禁书。
【镜头四】华东师大文史楼315教室，走廊上、讲台前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有大学生，也有进修教师、社会青年。阴冷的冬天，讲到普希金为爱情决斗中枪倒地时，他脱下新买的羽绒服扔到地上，望着窗外的滂沱大雨，默然无语。地上全是粉笔灰，整整一分钟，100多人的教室鸦雀无声。
来自云南、内蒙古的进修教师杨正先、王梅，用砖头大小的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课，参照课堂笔记，逐字逐句地整理出十万多字的讲稿。
听说王老师要出文集，杨正先寄来了保存35年的手抄原稿，圆珠笔的字迹已经褪色。口语化的讲稿需要重新整理，此时，王智量生病住院。
王智量的一位编外学生整理了第二稿：山西晋中学院退休的外国文学教授马彰铭主动请缨。他在昆明短期进修班听过王智量的课，从此走上外国文学教师的路。
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接手整理了第三稿。1984年暑假，他在苏州大学的全国青年教师讲习班上听了王智量关于俄国文学的讲座，第二年便成为王智量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现在，他已经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感动于学生们的热情，王智量在病床上一边打点滴，一边整理了第四稿。
【镜头五】2003年，当年听课的大学生查建渝从美国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他和另外一位从国外归来的同学漫步校园，说起想念的老师，第一个就是王智量。夜里11点，两个人去敲老教授家的门。从被窝里爬起来的老教授披着棉袄，看到归来的学生就像看到回家的孩子，马上叫出了两人的名字，一把将他们拉进家门。谈起诗歌和普希金，王智量再次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激动地用俄语朗诵。
2012年王智量生日这天，查建渝和多位同学发起，为他组织了“文学生涯60年”纪念和庆祝活动。一百多名学生和着音乐，围着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拍手高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腹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
当年丽娃河畔浓郁的文学氛围，使华东师范大学被誉为诗人和作家的摇篮。纪念活动中，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徐芳等文坛名人，都抢着登台讲述记忆里王老师的故事和讲过的诗歌，和王智量紧紧拥抱。他每次都站起身来深深鞠躬。
王小鹰特地请求朗诵《叶甫盖尼·奥涅金》。她说，恋爱中的女孩子都应该去读一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她参观普希金故居时发现，那里每一个女孩子都像达吉雅娜一样美。
在美丑莫辨的年代，他的课点燃了年轻的心。
这次名人荟萃的活动之后，一群“小人物”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活动——他们是当年上海黄浦江边一所不知名的初级中学学生。“文革”中，被监督改造的王智量给这些学生当过四个月的语文代课教师。他们辗转找到王智量，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家排成一排，齐声背诵《木兰辞》全文。他们不是诗人，而是企业家、会计、城管、下岗女工，有的人已经退休，头发花白。
王智量热泪横流。
诗人气质，书生本色，王智量先生似乎一直活在20岁。《智量文集》中有两三百万字是他65岁退休后写的，包括三本小说，以及80多万字的译作《安娜·卡列宁娜》、《上尉的女儿》等。
记者为他拍照，他费力地爬上沙发，努力蹲下身子，凑到屠格涅夫的画像前，叫道：“我要和屠格涅夫在一起，不能把我拍得比他高啊！”
他一生四次接到邀请，但一次也没能到俄罗斯访问。
他曾经代表中国到德国慕尼黑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法国女学者用俄文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立刻站起身来和她一起朗诵。背完后，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生命和诗相遇，就像怒放的迎春花，跨越轮回，永远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