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毅哲 柯进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转型发展的步伐在加速，新农村建设需要一大批有技术、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农民期盼什么样的教育？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三位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
盼望农村孩子能上幼儿园
全国人大代表祝雪兰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山坪村是典型的山区农村，离县城60多公里。大山隔绝了山村与外面的联系，山坪村的大多数时间是寂静的。
没有孩子的喧闹声，全村50多个孩子，大多数时候被关在家里。山坪村也没有孩子们能玩的地方，山势太陡，父母们禁止他们乱跑。
祝雪兰从来没有在村里听过孩子们的歌声。每次去县城，她都很羡慕城里的孩子：“大大方方，活泼好动，透着一股机灵劲儿。”相比之下，村里的孩子“太木”。
祝雪兰觉得这是由于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缘故。她和村民们都梦想着，有一天村里建起像城里一样的幼儿园，孩子们都能入园。
为了这个梦想，祝雪兰一度想凭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找资金建幼儿园，但是现实让她为难。首先是没地。地无三尺平，村里连操场大的平地都没有。其次是住得太分散，最远的村民走路到村委会要花2个多小时。村民们说得很明白：“幼儿园建好了，也不会送孩子来。”
眼下，山坪村还不富，人均年收入只有4000元。由于不通网络，村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打牌。
不过，在祝雪兰看来，就算城镇化的东风刮到这里，将来村民富了，想要让孩子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仍然不容易。“就算有了幼儿园又怎样？谁愿意来这里当老师？我们村小学就有很多年没来过新老师了。”祝雪兰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农村富裕后村小应当办得更好
谈起小学时的校长，穿着时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哭了。她是东莞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在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团的名册里，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新野县城郊乡马营村村民。
她说：“如果没有乔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王馨说的乔校长，名叫乔更富，是王馨在村小读书时的校长。1986年，刚考上初中的王馨，父亲去世，家境贫困让她不得不退学。乔更富知道后，把她带回村小，让她教音乐，每月40元工资，而正式教职工不过60元。这笔收入解了王家的燃眉之急。
“我在乔校长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爱。没有这些品质，我无法成功。”王馨说。1989年，王馨成了第一代打工妹，并最终成为民营企业家。
前几年，随着她把厂子开回老家，王馨渐渐发现，村里的学校变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生少了很多，由600多人减少到几十人。
与此同时，县城中小学的班级人数增加到近百人。村小还是王馨走时的样子，只是更显破旧了。
这一代村里的孩子将会怎样？按照之前学生的轨迹，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初中之后告别学校，还有一部分会考进高职高专，只有极个别人会考到重点本科院校。
王馨觉得自己上学的那个年代，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差距不大。她和村民们都希望，农村富裕后村小应当办得更好。
农村教育应教给学生一些技能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政协副主席杨琼的两个侄子，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即便杨琼亲自出面，百般做侄子的工作，也没能扭转他们的去意。“大侄子2008年辍学，二侄子2012年辍学。”说到这里，杨琼叹了口气。
先后当过农民、乡党委书记的杨琼，对于农村教育发展中的每一处“痛”都了如指掌。见到记者时，杨琼说她要站在村民的角度，说说他们对于教育的烦恼和期盼。在杨琼当过党委书记的谷拉乡，现有1所中心学校，11所村小和几个教学点。全乡2000多名学生，有600多人在村小和教学点读书，大部分人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校，赶上雨天，更是要花上三四个小时。
雨天道路不通畅，大家顿顿吃面条。用杨琼的话说，“面条就是菜，菜就是面条”。还有心灵的孤独。学前教育覆盖率很低，少数民族孩子聚居在一起，由于没有学前教育，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等上了小学，老师讲课、学生讲话听不懂，很容易自我封闭。
富宁县并不富裕，农民人均年收入刚过4000元。虽然是穷县，但这里的农民打心眼儿里希望县里能对农村教育高看一眼，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特别是给农村学校派好教师。
不过，农村学校条件差一些，对农村教育来讲还不是最怕的，最怕的是农村学校办得和城里完全一样。杨琼认为，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将来的农村肯定需要更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加上农村学生真正能上大学的还是少数，因此，她希望农村教育应教给学生一些技能，让学生在接受普通教育的同时能学到一技之长。
“相对于外面，我们那里的变化太慢了。我很怕我们会被整个国家快速行进的现代化列车甩下。”杨琼担忧地望向窗外，那里有都市的高楼，还有车水马龙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