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教育局审批服务窗口，一名群众在办理手续。（资料图片）
从2011年起，顺德启动教育放权改革，当年就放掉了58%的审批权。两年多来，顺德的教育行政部门从管理教育到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教育生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校长们感觉手中有了办学自主权，教师们有了一种不被束缚的感觉，学生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能得到认可，家长们有了知情权和话语权，对教育的态度从抱怨、指责到理解、支持。改革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曜明
“过去，我们学校想开个新专业也要到区教育局审批。现在，我们有了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专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李保俊说，这都得益于顺德区教育局的放权。
顺德教育放权改革始于2011年，当年就放掉了58%的审批权。放权之后的教育会不会出现管理的“真空”，抑或重蹈“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顺德区政务委员兼教育局局长徐国元用坚定的语气说：“不会！因为我们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足以保障各级教育机构良好运行。”
简政：拆“庙”才能放权
顺德教育局治下有200多所幼儿园、200多所中小学和职业中学，30万名学生，2万多名教师。如此庞大的群体，由区教育局29名工作人员管理着。
回忆起前些年的管理状态，顺德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劳国明一肚子苦水：“工作人员少，管理体量大，还要管得多，大到人财物的配置，小到毕业证印制发放、学生转学，等等，都要到局里审批，我们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晕头转向。每个部门都喊缺人，没办法只好从学校借人。”
开会动员、发文布置、检查督促、评比总结、项目审批，这似乎是每一个权力管理机构的工作内容和管理流程。徐国元说，有多名校长曾向他反映考核评估太多。2011年，徐国元暗自做了一个统计，结果令他吃惊：对学校的各级各类考核评估每年居然有100多项，省、市、区的考核几乎月月都有，且越优秀的学校考核越多。“我们都说让校长、教师潜心办教育，但如此频繁的打扰甚至是骚扰，怎么可能让他们潜下心来办教育？”
彼时，顺德在完成经济、行政改革之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管理改革，其核心是社会转型发展，区政府要求各个部门把不该管的权力下放，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徐国元意识到，教育放权改革的良机终于来了。
作为一方教育的“掌门人”，徐国元很清楚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管学校的各个部门死死抱着权力不放。校长手中没有自主权，事事听从上面调配。权力如同一个紧箍咒，把活生生的、有灵性的教育困在一个封闭区域。在徐国元看来，整个顺德经济和社会都在转型，教育更应该转型，在转型中理顺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一个学校自主办学、师生自主发展、与社会交融互通的自主开放体系。
转型则意味着管理者“身份”的变化：从管理教育到治理教育，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而要服务好，管理者就得转变身份，放下身段，放弃手中的权力。这对拥有权力的部门来说无疑是一次“革命”。
在教育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顺德教育局常务副局长陈锡钊知道，放权必须简政，如果“庙”还留着，放下去的权力随时还会反弹。
以前，顺德教育局的机构设置和其他区县的一样，都是对应上级教育部门的架构而设立的，这种机构强化的是自上而下的块块管理，为了“管”而设“庙”。陈锡钊认为，不拆掉这些“庙”，权力根本放不下去。
按照决策、监督、服务分离的原则，顺德教育局对内设科室进行了调整：撤并职业教育科和基础教育科，成立学校管理科，服务学校；成立审批服务科，服务基层与社会；计划、财务、统计等职能分散到办公室及相关科室。强化督导和督查。同时，局机关人员轮岗交流，换位思考，转变思路。调整后的6个科室是：办公室、审批服务科、人事科、学校管理科、招生考试科、教育督导室。
以学校管理科为例，包括科长在内一共只有4个人，负责4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的业务指导，还有德育、体育、艺术、卫生、安全、特色教育、推进课改和素质教育等工作。科长温联洲介绍说，现在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科室只有业务指导权，行政审批权划入了专门科室。
放权：把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学校
“庙”拆了，接下来就是放权和分权，厘清区教育局和镇（街道）的权力边界。
在陈村镇职业学校门口，陈锡钊指着旁边一大片厂房对记者说，顺德的镇（街）规模比较大，每个镇都有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其经济实力和财力甚至超过一些县市的规模。每个镇都有一所特色职业学校，支撑着当地的支柱产业。优质的中小学承载着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教育在这里地位很高，镇里很重视，也舍得投入。
“过去，镇的学校多由区教育局管理。这次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和责任同时放下去，责权利捆绑在一起，这样镇（街）办教育就更用心了。”陈锡钊说，“一级政府、二级管理、三级服务、社会参与”，按照区里的这一思路，区一级的审批权将下移，扩大镇（街）的管理权限，形成区、镇两级权责明确、统分耦合的教育管理体制。
记者在“顺德区、镇两级教育职能分解表”中看到，教育执法、教育规划、行政审批、宏观管理、教育人事、教育财务、招生考试、教学教研、信息装备、督导评估、教育监察等11个方面的权力已分割清楚，区教育局多集中于宏观管理层面，相当一部分权力分给了镇（街）。
顺德教育局新成立的审批服务科，功能定位非常明晰，除行政和服务类审批外，还担负着督办、反馈等工作。审批程序透明规范，清单就挂在网上，哪些项目需要审批，哪些已经撤销，一清二楚。不仅如此，区教育局还规定了审批时限，近六成的审批时限已经缩短。
当权力审批机构不再是一个集权揽权的“婆婆”时，管理才能发生变化。下面几组数据似可佐证顺德教育局放权的力度：
——2011年至2012年，34项审批权被取消，占全部教育审批事项的58%；
——2012年，撤销区级教育考核检查评比项目12项，合并11项，保留8项，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行政干预；
——2013年，取消区镇（街）两级学籍异动审批权限，只作程序性盖章，将学生的学籍异动权还给学校；
——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开办、变更、撤销审批权下放给镇（街道）；
——政府要求学校退出中小学生校服运作，将其还给市场，政府制定款式和用料标准，监管市场，家长自由选购……
“今年，我们计划再撤销20项行政审批权，目前已报省里核批，就是要把原本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学校！”陈锡钊说。
还权：校长不再找局长了
“校长，你手中有什么权？”
“有人权，有财权，有调配相关资源的权力。”
面对记者的提问，青云中学校长陈四根说，自从区教育局还权于学校后，他这个校长真正有权了。而更令他高兴的是，名目繁多、无效的检查评估没有了。
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尧勇则掰着指头给记者数自己得到的自主权：专业设置、教育教学管理、课程开发、校企合作……
没有了打扰的校长们在忙些什么？
陈四根说，自己把主要精力用于学校文化建设，每年搞一个主题，每年一次积淀，把一所镇办中学打造得古色古香、很有文化底蕴；
尧勇说，自己把时间用在了研究市场信息，与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对接上；
凤翔小学校长谢云娥则一头扎进课堂，一个学期听了70多节课……
陈锡钊告诉记者，眼下，顺德正在试行“校长组阁制”，赋予校长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只选任校长，学校管理团队由校长自己挑选。
“原来是‘拉郎配’，班子成员如果不和，校长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上面定的。现在是‘自由恋爱’，自己‘组阁’，理念一致，齐心协力，学校还能办不好？”谢云娥说。
学校得来了办学自主权，那么来之不易的权力会不会变成校长个人的“集权”？
陈四根说，这个时候，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学校既能自我发展，又能自我约束。“您瞧，校友会、家长委员会、教代会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怎么敢懈怠啊！”
勒流中心小学校长苏少玲则补充说：“校长也要把权力再次下放，给教师和学生更多自主发展的权力和空间。”
享有了权力的勒流中心小学教师黄姬姣补充说，学校的规章制度由我们教师自己定，大家共同遵守自己的约定，感受的不再是束缚与压制。一线教师可以自主命题，自主选编教材，老师的创造性得到了迸发。
而该校五年级（1）班学生郑雅的家长对简政放权感受最深的，是学校办学开放程度加大了，家长到校观摩课堂、参与活动的机会增多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表达并被认真接纳了。
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实现“管办评分离”。过去,教育局既是决策者又是评判者。教育局从权力主体退位后，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那么，谁来担当监督和评价的角色？
顺德教育局请来了第三方——广州一家专事评价的专业机构，请他们先期调研，并参照国内外先进经验，设计出适合顺德特色的学校自主评价体系。目前，这套评价体系已在学校开始运转。
据陈锡钊介绍，这套评价体系主要由5项一级指标（规划与管理、教师发展、育人文化、教与学、学生发展）、12项二级指标和28项三级指标构成，囊括了学校自主发展的方方面面。评价分两个阶段，先是学校比照这些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实现自主规划、自我实施、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然后才是外在评价。为了接受公众监督，该体系专门设计了“利益相关者”调查，包括师生、家长和社会人士。饶有兴趣的是，该体系还专设了一项“学校增值评价”内容，动态监测学生阶段性学业变化，建立模型，分析各种因子的影响。
徐国元说，放权以前，校长们找局长是常事。自打还权后，尤其是第三方评价实施后，校长们不用找局长了。在他看来，校长干得好不好，现在不是局长说了算，更多的裁判说了才算数。而这些，正是徐国元预期的结果。
赋权:社会对教育从指责到支持
容桂蓓蕾幼儿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办园，曾因投入不足濒临倒闭，后来幼儿园被私人承包，同样因缺少投入，设施设备老化，教师和孩子喝水一度都成了问题。
2010年，在顺德事权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容桂青少年成长促进会（NGO）”，承接了政府下放的部分事权。2011年7月，容桂街道正式将蓓蕾幼儿园交由NGO托管。
会长佘永亮请幼儿园把需要改善的设施列出清单，然后分发给青促会会员。很快，按最全的标准配置的教学用具送来了，老化的管线更新了，饮水系统也装进了班里。
青促会会不会在幼儿园盈利？面对记者的疑惑，容桂街道教育局常务副局长余锦团笑着说，政府监督大方向，确立幼儿园“非营利机构”性质。钱就放在幼儿园的账上，青促会负责日常监管，每年盈余不得超过5%。青促会成员都是当地的青年企业家，他们自掏腰包更新幼儿园的硬件设施。现在，幼儿园设施条件好了，管理水平上去了，收费却没有涨，吸引了大批幼儿入园。
自从有了青促会这个新“婆婆”，园长李淑芬再也不愁经费和办学设施了，她和教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办园质量越来越好。“有了‘新婆婆’罩着，基本不去找‘老婆婆’（教育局）了。”李淑芬说。
托管一年多，佘永亮有了新的认识：非营利机构并非不盈利，要办好幼儿园，还必须让它盈利，关键是钱要“取之于园，用之于园”，实现良性循环。他计划再接管4所幼儿园，招聘专业管理运营团队，提供专业化服务。
而在余锦团看来，权力分走了，上门求自己办事的人少了，他这个“小”局长清静了，可以好好研究教育了。“我们街道光幼儿园就有41所，过去政府包揽一切，大事小事都来找我们，根本管不过来。现在，有专长、有责任感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监管，既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又创新了管理方式。”余锦团透露，将会在街道其他幼儿园推广这种模式。
在龙山中学，“社会力量资助学校办学理事会”成为学校的好帮手，这些帮手由校友、社会贤达、村居领导组成，直接参与学校安全、德育、教学、体育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他们资助学校，提出咨询意见，参与学校绩效考评。当学校遇到社会上的“麻烦”事儿时，他们会出面“公关”、“摆平”。
在勒流中心小学，“教育发展委员会”引入了家长、校友、社区代表等社会力量，协同学校管理，监督学校办学行为，研究和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他们的参与，改变了原来校长等一班行政人员孤军作战的局面，学校的社会认同度越来越高。
在容桂街道，校校都成立了校务咨询和监督委员会。
还有顺峰中学的“和美教育促进会”、青云中学的“校友参事会”……
顺德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学校的大门一旦敞开，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纷纷参与进来，决策咨询、管理监督、资助共建、参事议事，忙得不亦乐乎。顺德教育忽然多了这么几股力量，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老百姓对教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指责到现在的参与—知情—支持。而这些，也是徐国元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汲取民智中尝到甜头的顺德教育局，决心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得再多些，把教育的大门敞开得再大些！
2011年，区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公开招募，聘请了26位智囊人员，他们来自学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学校，这个智囊团直接参与顺德重大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上行下效，现在，半数以上的镇街教育局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2012年，顺德民办教育协会成立，区教育局赋予这个协会“民办教育行业自主管理、水平评估、荣誉评定和质量监督”等管理职能和权力。譬如民办学校招生，过去常出现违规，政府每年发文却屡禁不止。现在，民办教育协会在招生前把各民办学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协商约定招生时间，划定底线。民办教育协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2012年，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成立，这个由15名顾问、19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带有行业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对全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研究、咨询、协调、服务与指导。海信科龙（广东）空调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朱尹涛评价说，过去体制下的校企合作，制约着企业的人力资源培养和用工需求，什么都要通过政府部门去计划和协调。现在，职教发展指导委员会的行业专家不但不设卡，还主动做校企的“媒人”，校企双方合作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了。
2011年，顺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会兼职督学”赋予其督查权。至此，顺德初步形成了由政府指导性管理、学校自主管理、行业自律性管理，社会、社区、社会贤达、企业、家长、校友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开放型教育治理体系。
在新的教育治理体系下，顺德教育局的权力明显小了，放权之后的教育局又在忙些什么？
“当然在忙教育改革发展的大事啦！”陈锡钊告诉记者，改革前，教育局机关干部的精力被事务性的杂事缠住了，根本无暇到基层调研，只有学校出了问题才着手去解决，这样的被动管理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权力下放了，找教育局的人少了，有时间静下心来，谋划教育改革的长远大计了。“把握方向、制定规划和办学标准、提供保障、设计管理流程、加强督导督查，确保学校自主办学、依法办学，这才是我们该干的正事！”
放权，让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黄瑞兴有了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他对比说，政府集权管理下的学校是“等、靠、要”，什么都指望政府去化解；放权之后，校长可以根据市场及企业需求，及时配置人、财、物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学校共赢。他用一句话来概括简政放权：“使人、财、物各种要素实现最大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顺德区教育放权一览表
人事权
1.教师聘任管理 由学校聘任，尤其不聘和解聘教师权限，由学校决定，区、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核准和备案职能，不行使审批职能。
2.干部聘任管理 学校中层干部由学校聘任，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和备案，区、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不行使审批职能。义务教育学校的正副校长聘任，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区教育局备案。
3.教师行为规范管理 对教师的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权限，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对教师的开除处分权限，由区教育局决定。
4.教师招聘管理 在全区教师招聘政策框架下，学校提出岗位用人需求，学校制定招聘公告，学校或镇（街道）组织面试流程，学校提出是否递补招录。
5.人事档案管理 镇（街道）属教师人事档案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区属学校教师由区属学校管理。
6.教师工资管理 国家工资部分：镇（街道）属教师国家工资晋升由镇（街道）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级人事部门审批；区属学校教师由区教育局会同级人事部门审批。绩效工资部分：在区、镇绩效工资政策框架下，由学校制定绩效工资方案。
7.教师培训管理 校本培训由学校自主安排。
财权
公用经费按生均标准下达指标到学校，由学校自主编制预算，其人员经费、行政运行、教师培训、设备购置、修缮等开支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区镇两级相关行政部门只负责监管，而不再干预。
教学权
1.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检测代命题。
2.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竞赛。
3.义务教育阶段优秀学科组与个人评选、学科带头人评选。
4.义务教育阶段优秀毕业班教师、学科评选。
5.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新秀评选。
6.学科教学论文评比。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本报评论员
几年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构建的“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示范。今天，他们的教育放权改革又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顺德教育放权改革两年多来，教育生态发生大变化：校长们感觉手中有了真实的办学自主权，教师们有了一种不被束缚的感觉，学生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能得到认可，家长们普遍觉得有了知情权和话语权，对教育的态度从抱怨到支持。这种顺乎民心的改革，实实在在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部署，也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顺德先行先试，先行探路，为走出一条教育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做了有益探索。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与区域社会管理改革同步推进。顺德区政府力推社会管理改革，教育放权得其天时与地利，方能畅行无阻。否则，单靠教育部门单兵独进，则如逆水行舟，困难重重。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求管理者观念先行。从管理到治理，不只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理念的改变。这就要求管理者要放下身段，从用权管卡到放权服务，从闭门拍板到基层调研，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这些转变，对管理者来说无疑是能力的一种考验。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打好组合拳。简政与放权密切相关，简政之后的放权才会更彻底。放权之后还要有一套运行有效、多方监管的机制跟进，这样的放权才会放而不乱。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激发学校活力。确切地说，教育放权的根本是还权于学校，使学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放权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发学校的活力、潜力和动力。
顺德的探索告诉我们，教育治理体系改革要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教育改革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每一个家庭。教育如果闭门搞改革，社会不知情，难免会有阻力。敞开大门，主动邀请家长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来，改革就会拥有更多支持者，阻力就会成为动力。
顺德的探索还告诉我们，有了改革的勇气、决心、思路和行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任重，但道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