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幸存者，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央视大型纪录片《华尔街》顾问。
■陈思进
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时至今日，我都不敢说自己通透西方文化，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对各个地方的人进行归纳下结论，并非仅仅是中国人的“爱好”，北美人也喜欢这样，这似乎是人的本能。
比如，19年前我刚进投行工作的时候，当时整个办公楼里没几个亚洲人，常常有老美同事会问：“你是新加坡人吧？”我说：“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他们多半会上下打量我一番，颇为自信地说：“你一定来自台湾！”当得知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会立刻摇头：“你不像大陆人。”随后不甘心地再追问一句：“大陆的哪里？”这就不好回答了。
我虽然祖籍温州，却出生在上海，按照北美的习惯，应该说我是上海人。但中国人是按祖籍来区分籍贯的，我就应该是温州人。可由于种种原因，我上大学之前连温州都没去过，倒曾在北京生活了好几年，因此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外出时常被误以为是北京人。
而原先，我极不愿意被说成是上海人。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人自恃身居大都市，素质高、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总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对身边的一切事物，完全按上海人特有的标准去评判，凡事精明爱算计，要“讲讲清爽”。
再说说温州人。近十多年来，善于集资抱团炒作的温州人，组成了一个个“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各地四处出击，甚至还炒到了海外，炒高了各个行业的价格。这种“能力”给温州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扎堆投机也制造了经济泡沫，连温州本地的房地产也被温州人自己给“坑”了，价格一路下跌，需要政府放开二套限购的政策来救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就被媒体封为“东方犹太人”。为何称温州人是东方犹太人？因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我在华尔街工作了十几年，看到那儿的金融精英近半数是犹太裔，他们常常被责备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
事实上，上述的归纳判断有失偏颇，英语单词stereotype（刻板印象）就是专门形容这种状况的——将相同的性格用在团体的每一个成员身上。那么一种stereotype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后来在一份中文报纸上找到了答案。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在纽约居住着上百个国家的移民，大家普遍认为华人开车最喜欢按喇叭，而黑人最喜欢超速，南美人酒后驾车最多……但真的进行科学统计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上述印象是局部的，是一种错觉。通过和一位老美聊天，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此事的理解。老美说他第一次去唐人街时，汽车的喇叭声和乱穿马路的行人使他“very impressive”（印象非常深刻）。他第一次看见是这样，第二次、第三次……逐渐地这种不遵守规则的现象，便与华人连在了一起。然而，这事往深了想一想，在唐人街由于路面狭窄人又多，有些新移民把国内乱穿马路的习惯带了过来，汽车为避免撞人按响了喇叭，一旦汽车驰离唐人街，开到地广人稀之处，谁还会按喇叭呢？
同样的，上海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上海人的多样化。上海既有很大气的人，也有很小气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含蓄的。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上海人，而是拥有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特点的人。温州人也不全是抱团炒房的投机者，也有大量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比如国学大师南怀瑾、著名作家叶永烈、杰出生物学家林海帆、中国现代数学祖师姜立夫……
在国际化的今天，以一种刻板印象去界定一个城市、一个群体的经济和文化显然已落伍。而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如何扩大自己的视野，还包括如何解放自己的刻板头脑。只有用多元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才能活成一个国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