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翟振武测算：四五年后出现人口高峰，将新增1000万左右儿童
多位教育专家担心：学位吃紧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外地孩子没有学上
地方教育局声音：扩大规模的同时适时调整资源配比结构
■本报记者 常晶
连日来，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地的逐步落地，新一轮人口增长开始在各地显现。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深刻影响我国人口数量与结构、国家粮食安全、医疗、教育等“国事”，更是关乎2000万个家庭的“家事”。那么，我国教育资源能否招架得住这即将到来的入园难、入学难、升学扎堆？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人口专家、教育政策研究者以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潍坊、包头等地基层教育行政部门。
“单独二孩”会导致婴儿潮吗
每年平均增加200万，持续六七年，累计新增1000万左右幼儿
“盼望可以生‘二孩’的政策盼了8年，事实上我已经决定为此放弃工作了。”38岁的张紫雯，在一家不错的事业单位上班，8岁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了。已步入高龄产妇的她十分着急，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是由于爱人不是独生子女，他们与“双独”政策擦肩而过。
与张紫雯情况相似的家庭有多少？“‘单独二孩’政策全面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个家庭。”人口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翟振武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他介绍说，“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基于为期5年的调研，调研覆盖2000多个农村（城市“单独”家庭数据较为完整，农村存在大量非政策内生育的情况，所以摸底农村加城市成熟的数据基本能得出准确数据）、10万户家庭。根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上述1500万至2000万单独已育一孩的夫妇，大约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那么，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是否会出现符合条件的夫妇扎堆生育，导致“婴儿潮”？
翟振武回应道：根据调研情况测算，第一年大约有100多万人，第二年约有200多万人，第三年可能达到300万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政策启动后的第四五年，将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期，由此形成一个小的生育高峰。此后发展趋势走低，但是这个走低并不是恢复到政策前的原点，而是在比原点高一些的水平上徘徊，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多轮测算，我国城乡一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有1000万左右“二孩”出生。由于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所以此次“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那么，城镇夫妻生育意愿强烈吗？
据翟振武所做调研以及新浪网调查显示，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单独”夫妇，生育意愿也不尽相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二三线城市以及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大多希望新政策尽快实施。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连续18年总和生育率在1左右（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
此外，从全国各地的政策落地上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向媒体解答政策时说：全国各省(区、市)准备情况各不相同，启动实施政策会有时间差，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问题。
那么，由于新政策累积增加1000万左右人口，是否会给已是“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带来巨大包袱？国家卫生计生委目前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至1.6。2013年6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测算显示，中国2010年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6。
由于我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许多省份实行农村“一孩半(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许生二胎)”，甚至“二孩”政策，加之不可回避的超生现象，导致全国目前实际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1.6。
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高，但最高不会超过1.9。据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国家将根据“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近年出生人口变动情况以及“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情况，编制年度人口计划，加强引导调控，确保出生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防止发生大的波动。
“单独二孩”后上学会不会更难
本地人口学位吃紧，扩班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外地孩子恐被挤出
在采访中，符合政策的家长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担忧：“第二个孩子上学是不是更难了？”
“人口数量直接影响不同学段教育机构的规模和资源的配置，对学前教育的影响首当其冲。”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学前教育系主任华爱华对记者说。
以一线城市北京为例，2007年“金猪宝宝”带来16.1万人的生育高峰，2008年“奥运宝宝”再创17万人之高，2012年“龙宝宝”攀升至22万人的新高度。由此带来的直接民生问题是“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
“北京有一个特殊情况，占人口总数37%的常住外来人口，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要在北京解决。事实上，逐年增加的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北京一直处于高生育、高入学率的阶段，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供不应求。”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月23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211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5.5万人。而《2010—2014年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显示：2013至2014年度，北京市幼儿园由前一年的1305所增加到1384所，小学数量基本上没有增加。
人口在增加，教育机构数量变化不大，教育承载能力应接不暇成为必然结果。“‘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警示我们，要科学对待人口与教育的关系，将它作为一个常项来开展，掌握人口出生的峰谷交替规律、人口高峰的年龄结构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滚动趋势，以准确判断、布局教育的发展规模。”华爱华说。
全国特大人口城市——四川省成都市，2013年全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635万人，目前已达历史峰值。记者与该市武侯区计生部门联系，他们现在无法回答“单独二孩”后具体增加的人口情况，而相关政策还在制定过程中。
记者从武候区教育局了解到，2013年武侯区入园儿童数约1.1万人左右，小学入学人数为1.2万人。“实际上，2005年至今，武侯区入学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随迁人员子女的持续增长。目前基础教育段随迁子女比例已经达到总数的60％左右。”该区教育局小教科科长罗虹介绍说。
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正式落地“单独二孩”政策的省份，政策落地后教育资源如何跟进？“我市每年小学招生人数在3万左右，现在计生局还没有确切的数据，预估未来每年将增加三四千名孩子。”杭州市教育局初中初等教育处处长蒋锋对记者说，“关键是这两年，我们的学位已经非常饱和了，为了保证入学只能扩大班级规模。”
“扩班后教育质量肯定会下降。”蒋锋坦言，“我们的教师配备、教育资源的配备，是按小班化来设计的。新生人口增加，而教育规划还没有做大，只能解燃眉之急，先解决人进来的问题，再实现小班化发展目标。”
采访中，多地教育部门官员以及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如果资源不足，有限的学位一定会先提供给本市户籍人口，那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必然被“挤出来”。
有几分残忍的取舍，事实上已经在许多一线城市实行着。北京市、上海市许多公办幼儿园在招生简章中明文规定招收“具有本市户口的适龄幼儿”，一些幼儿园在招不满本地生源的情况下会考虑招收外地户籍幼儿。小学招生对户籍的要求亦是如此。
在中小城市以及县级城市，当地相关部门的预测情况还算良好。“山东省潍坊市2013年新入园孩子数是8.23万人，小学入学人数11.1万人。”记者采访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学前科科长周立明时，他提供了这两个数字，分析一下这组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该市由幼儿园入小学人数将比2013年减少近3万人。
此外，未被抑制生育意愿的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地，其教育资源受到“单独二孩”政策影响不大。
面对人口压力教育如何接招
建立人口预测与教育规模结构预调整制度，避免应急性失误
从2007年起，我国迎来第四个人口出生高峰，每年新生儿是1600万，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将在这个常量的基础上每年增加百万新生儿。在本已应接不暇的教育资源现状下，如何解决这一涉及千千万万家庭的民生问题？1000万将要到来的儿童怎样才能有学上呢？
对于这一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较为乐观，他认为：“今年降生的100万左右新生儿将在3年后进入学前教育阶段，6年后进入小学教育阶段，这意味着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将分别在3年后和6年后迎来新的入园、入学高峰期。100万左右的新生儿数量占全国幼儿园在园总人数的2.6%左右，占小学招生人数的5.8%左右。相信及时进行微调，我国有能力承载这些新增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
如何进行“微调”？华爱华教授强调说：“应建立人口预测与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设计人口出生、年龄结构预测与教育资源关系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人口出生预测与教育规模结构预调整制度，避免应急性调整的失误，以逐年微调的形式稳步发展。”
孟繁华建议，教育部门应该加强与计划生育、统计、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协同，根据人口变化的实际规律做出及时研判和科学决策，适时在扩大规模与调整结构方面做出回应。
2010年，为了解决“入园难”问题，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入园问题。
2014年，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际，教育部2月26日发布数据：全国各地已新建幼儿园2.5万余所，改扩建幼儿园3.4万余所，增设小学附属幼儿园4.6万余所。2013年全国在园幼儿达到3895万人，比2010年增加918万人，相当于过去10年增量的总和。
国家政策明晰后，地方教育部门积极联动，“目前，我市正在结合组织编制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指导和督促县市区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预测未来三五年幼儿园生源变化情况，调整和规划幼儿园布局，进一步加大幼儿园建设力度。”周立明介绍说。
对于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需求，“单从数量上分析，至少需要建设一万所中小学和百所高等教育机构，当然由于孩子不是同年出生，数量会有一定的折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洪成文估算说，“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只是量的提供，更是需求的形式和品质的变化，这与今天新生婴儿抚养的形式、品质和成本直接相关。”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人口峰谷交替，上海市采取改变学制的办法来应对：在学前高峰人口向小学滚动时，上海将六年级作为初中预备班挪入初中，合理利用了中学资源。当小学适龄儿童数大幅度减少时，又通过小班化教学来利用资源，由于没有将富余资源随意处置他用，当今天又一次学前高峰人口滚动到小学时，小学的应对从容许多。
“我们倒不担心资源过剩，现在最担心的是资源不足。”蒋锋表示，“现在是农村的教育资源浪费比较大，因为农村的孩子到乡镇去读书，乡镇的孩子挤着进市区，导致农村地区许多班级才有几个孩子。”蒋锋表示，他们目前的工作一是保证符合条件的孩子都有学上，二是调整资源配比结构，先让农村小班化教育先行一步，把农村教育质量搞好，吸引部分生源回流。
“从长远角度来看，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要适时调整教育结构。”孟繁华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婴儿潮。受这波人口激增的影响，2008年成了美国历史上高中毕业人数最多的年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提出面向大众，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还必须兼顾精英，提高质量，保持特色，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未来，我国这些新生儿将陆续步入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是，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类型应该不断契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要适时调整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中各类教育的比例，优化教育类型结构，满足对多样化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需求。”孟繁华分析道。
采访中，人口专家与教育学者都提出一种担忧，在人口激增与锐减时，如果总是采取一些应急性措施，那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有过历史教训的。
上世纪50年代的出生高峰，带来第一次幼儿园大规模扩展，出现了许多低质量、看管式的幼儿园、托儿所，紧接着新生儿减少带来幼儿园数量锐减。到了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到了育龄期，又带来第二次人口激增，为扩大幼儿园规模，所有工厂、企事业单位纷纷办幼儿园，幼儿园数量一下子猛增，而出生率下降后又有一次规模缩减，幼儿园关停并转。近年来高峰期出生的80后到了生育年龄，又出现入园难，然而，在出生低谷时关停并转的学前教育资源却难以回归了。
“用今天的教育形式去满足新一代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必然无法生存。教育政策的制定，其出发点必然要适时应对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必须创新政策思路。”洪成文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进和落实，关系到国家人口发展、人力资源储备以及千家万户的幸福。然而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正如孟繁华所言，“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教育部门应该履行相应的职责，发挥主导作用，保证教育公平，保障并逐步提高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教育公用经费的投入。
“教育是同人口政策密切相关的领域，其受到的挑战也许不只是数量规模的挑战，更是质量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持续战。”翟振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