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德文名称分别是“Fachhochschule”、“Hochschule”或“Duale Hochschule”等，直译成汉语是“专业学院”、“学院”或“双元制大学”，通常被德国高教界统一归类为高等应用技术大学，与综合性工业大学和中等职业教育一起构成了德国完整的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
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宏观角度看，应用技术大学为德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5年，世界工业化国家经济危机四伏，德国经济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一般认为，工程师在其中作出了最大贡献。德国现有从业工程师161万人，2/3毕业于应用技术大学。因此，应用技术大学是德国工程师培养的主力军。
从教育体系本身来看，德国现有大学生260万，其中，综合型大学有167万，占整个大学生数量的2/3，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是88万，只占大学生总量的1/3，却培养出了2/3的工程师。尽管成立时间短，始创于1968年，但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速度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是最快的。数据显示，1971年到2000年之间，综合大学增长的幅度是118%，而应用技术大学则高达173%。尤其是近年来，应用技术大学“双元制”高等教育模式，即企业和高校的联合办学发展更快，被认为是德国近年来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高等教育最大的亮点和增长点。
从毕业生的社会待遇看，若以工资为主要参照系，最新统计显示，在经济界就业的综合型大学毕业生年薪是50805欧元，应用技术大学毕业生年薪是50234欧元，二者相差无几。当然，二者在进入国家公共机关的起步工资级别还保持着传统上的差距，但目前这一现象已受到广泛批评。
最新政策显示，应用技术大学在与综合大学协作的前提下可以培养博士生，这将进一步发挥其培养应用型高技术人才和开展应用研究的潜力，使两类大学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协同合作。此外，政策讨论还表明，应用技术大学未来可能有机会和综合大学一样参与德国精英大学建设计划，这将进一步体现两类学校的平等地位。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主要特色是来自实践、面向应用、开放协作、立足本地、面向全球；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实际联系理论；不是学科通领办学，而是实践和应用引领学科建设；不求知识的全面，而求能力的综合。
其中，最关键的是师资队伍。应用技术大学的师资队伍来自实践，面向应用的特征十分突出。首先是教授，法律规定教授要有5年经济界工作经验，而且要有3年承担领导责任的工作经历。其次是有大量的兼职教师，他们本身是企业里面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学校里或在本企业内代课或指导学生，其代课量占整个应用技术大学课程的25%。
再从学生方面看，应用技术大学要求新生入校前要有实习经历，在校期间有一到两学期的实训经历，这些是教学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确保了教学内容和企业实践密切结合。从课程设置看，应用技术大学不求学科全面，而是当地需要什么，就开设什么样的学科和课程，如斯图加特地区汽车工业发达，附近的应用技术大学就设置与汽车相关的专业课程，立足本地。得益于教学各要素来自实践、面向应用，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学针对性强、效率高，是高等教育各类院校中“最省钱的”一类。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毕业率为80%，远高于综合型大学的68%。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也密切联系实际，因为没有博士授予权等限制，教授的科研不可能唯学术、纯理论，学校的科研机构也经常与企业或社会机构联合举办。
应用技术大学的组织管理也与社会密切融合。法律要求，其高层管理机构必须有来自企业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
对我国而言，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主要有4点启示：第一，制度安排是关键，要体现系统性。应用技术大学要从制度设计上和企业、社会密切结合，贯穿到教学、科研和组织管理每个环节。第二，通过制度限制，促进应用技术大学来自实践，面向应用，与社会经济开放协作的特色，如限制性规定学校监事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来自企业和社会，以及不授予应用技术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等，即以限制促进其与高校、企业、社会实现制度性合作，保证了开放性，为应用技术大学与校外机构协同办学夯实了制度基础和保障。第三是灵活性，从制度上确保应用技术大学在招聘师资和专业课程设置上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如可以根据企业需求，以“量身定制”的方式与企业协作开设学士和硕士课程，即“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开放灵活的制度安排确保了应用技术大学顺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需求，而不是让实际需求适应“教育规律”，甚至是“教育规定”。第四，要避免把各类高校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要从制度上固化不同类别高校的高下之分。要校校平等而不论身份，机会均等而不求同质，使综合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在地位、法律上平等，类别上各得其所、各有所长。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与德国在应用技术大学领域开展合作，针对下一步对德教育交流，建议以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为平台，重点支持我国某一省和德国某一州试点结队合作，充分发挥应用技术大学与区域经济关联密切的优势，促进两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全面合作。在收获教育合作成果的同时，为地方外向发展做贡献，调动地方对教育改革和国际合作的积极性。
（作者系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原公使衔参赞、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