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林
日前，新华社报道，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教育局教研室相关人员因擅自出版、发行小学生教材受到查处。据了解，这些所谓的教材及教辅材料共计54000余册，不但没有出版日期和印数，而且也没有书（刊、版）号，经有关部门鉴定全部系非法出版物。据家长反映，其中一套小学一至六年级人手一册的“县本”《诵读》教材，纸张粗糙，字迹模糊，质量低劣。
据笔者了解，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像芮城县教育部门这样自编教材和教辅的行为不在少数。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及三级课程体系的构建，国家课程早已不再“一统天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也已经发展得非常蓬勃。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有别于国家课程，往往是没有现成教材及教辅材料的。尤其要上好校本课程，更多依赖于教师创造性的教学行为。然而，在一些地方，教育工作者的理念还是转变得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教材是课程的必需载体，有课程必然得有教材，不然教师怎么上课，拿什么上课？更何况有些一线教师的教学能力跟不上，让他们自创课程谈何容易。这个时候怎么办？一般就由基层教育部门或学校“代劳”编制“教材”了。
由于本身起点就低，法制意识欠缺，再加上编制过程中各方相关者受各种不同目的驱使，这些所谓的“教材”质量很难控制，难免会出现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相信此次的非法教材查处事件，对许多热衷自编“教材、教辅”的教育部门能够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不管是教材还是教辅，其编写、出版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规范操作，保证质量是基本目标，着眼学生发展是根本要求。
（作者系山东省高青县教研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