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赛场应成为育人“新园地”——体育既不要成为竞技的工具，也不要被智育挤压沦为“边缘”。
■李爱铭
据报道，为备战浙江省运会，宁波市体育运动学校从5月就叫停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正常教学模式，调整为全校600多名学生全天参加训练，以图全运会取得好成绩。而按国家体育总局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训练时间原则上不超2.5小时。
宁波体校“停课竞技”明显违规，也因此广受关注。其实，更多学校偷偷摸摸的“违规竞技”，则少有人注意。以刚结束的高考为例，有多少考生高三这一年还上过体育课？绝大多数学生摇头。按课程要求，高三年级应开体育课；但由于体育高考时不计分而被绝大多数学校“叫停”，腾出时间加紧操练高考科目。
一个是体校停掉文化课为了体育竞技，一个是普通学校停掉体育课为了高考应试，学校说起来都有“苦衷”——宁波体校有关人士坦言，四年一次的省运会“上面肯定会对下面有一定要求”，领导也有压力，“采取促进水平提高的训练方法也是正常的”。而更多普通高中校长也说，虽然明令禁止高考排名，但市长、区长、县长都有一本账：“一本率是重要问责指标。”
社会压力客观存在，但并不能成为学校“急功近利”的借口。基础教育的价值具有双重性，是满足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学校既促进个人潜能发展，又要为社会培养可用之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意味着，无论是培养学生竞技赛场得金牌、还是将孩子送进高校，前提都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因势利导，不能打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旗号拔苗助长。
学校之所以“拔苗助长”，实质是把学生当成自身的“工具”，而不是把学生当教育主体和目的。无论是“停课竞技”和“停课应试”，均因学校担心正常教学进度和孩子的学习节奏，难以取得“优异成绩”。而通过强化操练能“催生”出一两个“冠军”，或者高考“状元”、更高的一本率……学校会拥有过硬的“政绩”。纵然方式有点“急功近利”、学生需要“短期牺牲”，但最终结果是“皆大欢喜”——学校和学生，本来就是利益共同体，追求好成绩对学校有益，学生也不“吃亏”：培养出一名省运会的冠军，或者高考状元，学生本人岂不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听起来，这种论断不无道理。然而，在以学生为工具去“搏取”利益的过程中，学校忽略了背后的“边际成本”——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素养以及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力。
且不说，这种停课集训、突击应试到底能有多大“收益”——宁波体校一位教练回忆，上届省运会该校也是在当年5月初停课，但那年学校的参赛成绩并不如意；而前两年高三靠集体打点滴备考的湖北“吊瓶班”，最终无人达到一本线。
即使学生最后夺得了金牌、考取了状元、考取了一本，算是达到预期“收益”，背后的代价谁付得起？青少年运动员仍在长身体，长期超负荷超量训练对孩子身体造成伤害，是拿孩子的健康当儿戏。落下的文化课回头再补？“停课竞技”或许能有部分短期收益，但牺牲的是孩子全面发展的机会，进而挤压了整个竞技体育和少体校的发展空间。而停掉体育课去高考应试，轻体重智的后果是举国青少年体质下降。
体育竞技与高考应试，看似不搭界，本质却统一：急功近利的“激素”催化伤害孩子。因此，回归教育“育人为本”的原点，操场、赛场应成为育人“新园地”——体育既不要成为竞技的工具，也不要被智育挤压沦为“边缘”。
（作者系《解放日报》记者、上海师范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