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袁桂娇与病床上的程霖进行无声交流。（本报记者 周仕敏 摄）
3年前，程霖和妻子还有一名教师与8名学生一起升国旗。（资料图片）
斜阳岛简易的码头和停靠的小木船。（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周仕敏
已经几个月过去了，本该热闹的广西北海市斜阳岛斜阳小学校园里一直空无一人，教室里的课桌椅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教室门前的旗杆在海风的呼号中无声地叹息。这一切都源于“孤岛”教师程霖的倒下。
程霖，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涠洲镇斜阳岛斜阳小学校长，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34年的坚守，他帮岛上的孩子实现梦想，使得岛上3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人辍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12月5日，程霖在家访途中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医院抢救。目前，他仍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接受治疗，至今未苏醒。
为了学生牺牲个人梦想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斜阳岛火山岩石上火山喷发时留下的圆圆的小坑清晰可见。海潮过后，小坑里蓄满了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块块蓝色的宝石散落在岩石上。
斜阳岛位于涠洲岛东南方向约9海里处，由火山喷发堆凝形成，面积1.89平方公里。一位游客在游记中曾这样写道：斜阳岛的美可以让你忘记时间、忘记杂念！
然而，这么美的斜阳岛，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愿留下，想方设法离开。斜阳岛村支书林绍雄说：“斜阳岛人烟稀少，最多时有400多人，现在常住人口只有28户50多人。”
斜阳岛至今未经开发，非常原始，没有医院、银行、加油站、餐馆，去旅游的人还需自备食物。“涠洲岛的医生也是个把月才上一次岛。”林绍雄说。
在岛上，用手机与外界联系要爬上140多米高的山顶，出入岛唯一的方式就是一周一趟的小木船，遇上大风天气十天半月没船上岛。因此，这里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孤岛”。
岛上的人想尽办法迁出，岛外的人谁都不想进来，岛上教师的调配问题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门最头疼的事。
程霖20多岁的女儿程彩霞说：“岛上环境好、空气好，但交通不方便，电力不足，每天限电，只有5个小时的通电时间。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白天想的是怎么离开，晚上做梦也想着离开。”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孤岛，程霖却放弃“走出去”的机会，因为岛上有要上学的孩子在等着他。
1979年，程霖从钦州师范学校毕业时只有19岁，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怀揣着“走出去”的梦想，准备到涠洲岛中学当教师。这时，斜阳小学原校长找到他说：“原来的老师患了重病，无法继续上课，孩子们在教室等着老师上课，你能回来吗？”
出生于斜阳岛的程霖很想离开这座孤岛，而他知道，离开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这里太艰苦，外面的教师都不愿久留。“我想只有自己留下，孩子才有书读。”那时的他说，“要是牺牲我一个人的梦想，可以换来无数幼小心灵实现走出去的梦想，值得。”
就这样，他留在了岛上。从此，一干就是34年，牺牲了他一个人的梦想，换来300多个孩子“走出去”的梦想。
建成孤岛上园林式学校
回岛后的第五年，经人介绍，程霖认识了一名涠洲岛姑娘。当时，大家都认为他会就此离开。没想到，他将新婚妻子袁桂娇娶上斜阳岛，妻子也跟他一起当上了教师。
结婚30年，他没带妻子外出游玩过，没带儿女去过公园。每次外出回来，程霖带回的不是给妻子儿女的衣服和玩具，而是一摞摞新的教学参考资料。
有一年，大女儿在涠洲岛中学不慎跌断脚，需要到北海去检查。接到消息后，程霖夫妻俩十分着急，可当时却没有经过斜阳岛的渔船，妻子急得直哭。无奈之下，他拉着妻子跑上海岛的北坡，遥望着涠洲岛方向的海面，希望能看到载女儿到北海的船。
在斜阳小学，程霖既是教师，又是管理者。他除了负责校长的日常事务外，还负责语文、数学、美术、体育和科学等几乎所有课目的教学，一天满满6节课，一周中几乎排满6节的就有三四天。
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程霖还根据斜阳岛学生小学毕业后就要离岛求学的实际，在教学中摸索出一套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的教学模式。
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谢东恩说：“程老师从小培养我的独立意识，使我终身受益。”谢东恩是斜阳岛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程霖得知这个喜讯时，高兴得哭了。
“每次送小学毕业生到涠洲岛或北海市读中学，他总是比学生还高兴，他觉得是他用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袁桂娇说。
他对每个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了如指掌。为了让面临辍学的学生陈武、陈秀婷、林萍继续上学，程霖先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使他们重新回到校园。他不但把贫困孩子的日常学习用品全揽下来，还到社会上筹集资金。
因为他的付出，34年来，岛上没有一个学生因贫穷而辍学，岛上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1998年冬，他到涠洲岛购买学生生活用品时，搭小木船返程途中，船出了故障无法维修，海面风浪越来越大，木船在海浪中摇晃，幸好遇上过路的船只救了他。
无数次的磨难，都没有动摇他扎根斜阳岛的决心。
当时师范毕业生非常少，程霖算是岛上最优秀的人，年年都有机会调出去。当地政府也有政策，在斜阳岛教书两年后可以调到市区学校任教。甚至有领导表示，只要他要求调离随时可以办理。可是，他一次次放弃了。
程霖刚当校长时，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简陋，校舍是养猪场堆饲料的两排草房，学生用自带的凳子当课桌，坐在地上听课，自制的黑板坑坑洼洼，教学资料更是缺乏。
斜阳岛位于北部湾，每年都要经历台风袭击，每到这个时候，村里人像经历一场战争。斜阳小学也不例外，每当台风来临，由于担心草房被吹垮，学校都要放假。
后来草房变成了瓦房，每次台风来都会把屋顶的瓦片掀掉。“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台风到来前，把瓦揭下来放好，等台风过后再盖上。”袁桂娇说。
自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程霖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学校旧貌。
他自费跨海奔波30多次，大力争取社会各界和上级部门的支持，1984年建起了斜阳岛上第一栋两层建筑的教学楼。建校的所有材料，全靠运输船从北海运到岛上，再由岛上唯一的拖拉机运到学校。
后来，他又先后建起了围墙、篮球场。就这样，他把这个“孤岛”学校建成了有花圃、球场，绿树成荫的园林式学校。
教到岛上只剩一个孩子
岛上最多时有50多名学生。如今，斜阳岛仅剩下1名学前班学生和4名三年级学生。
袁桂娇说：“他说过，他深爱着这里的父老乡亲，他们也深爱着他，斜阳小学是他唯一的家，他的根在这里，只要还有一个学生，他就不会放下教鞭。”
而他也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我人生的坐标起点在斜阳岛，我要让斜阳岛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展翅高飞。”
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望却在2013年12月5日那天破灭了。那天中午11点多，程霖到学生陈心雨家去家访，途中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袁桂娇说：“11点多，我说准备要吃午饭了，他说最近陈心雨上课有点心不在焉，要去她家看看。”
这一去，厄运就降临了。
“家里连遭不幸，对他打击太大了。”袁桂娇说，2013年5月，70多岁的母亲因为高血压去世；时隔3个月，80多岁的父亲也是因为高血压离开了他们。
“听到他因高血压晕倒的消息，我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袁桂娇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不怕，没问题的。”第一个发现程霖摔倒的村民何海生说，当时他还能说话，还摇摇手叫我们不要担心。
摔倒后，家人和村民换着背程霖往码头赶，走到一半拖拉机才赶到，从村里到码头花了一个小时，又坐半个小时的快艇到涠洲岛医院，后又转到北海市医院。
“来来回回，时间都耽搁在路上了，如果在北海市，也许他不会昏迷。”弟弟程爱权埋怨他应该早点调出去。
虽然发现及时，但由于岛上没有医院，当天一路折腾，直到下午6点多才到北海市人民医院。
然而，下午4时程霖就已昏迷。
北海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科住院医生陈川说，当时诊断是脑出血，还合并有肺炎，情况非常严重，医院当时就做了开颅血肿清除手术，血肿危险期已经过了，但病人那时还是昏迷状态。
2013年12月28日，广西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秦斌专程到北海市人民医院看望慰问程霖，嘱咐要全力以赴做好救治工作，教育部门将全力支持程霖的救治工作，通过城镇居民医保、大病救治、党内关爱以及互助资金等多种渠道来筹措资金，解决医疗费用问题，绝不能因为资金问题耽误病人治疗。
危险期过后，家人把他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康复治疗。
袁桂娇说：“昏迷半年多来，家里的积蓄早已掏空，幸运的是有医疗保险和相关部门的资助。”
“目前已报销了30多万元，家里还欠了几万元，现在一个月要花好几万元康复费，我们夫妻俩每月4000元的工资全部用在他身上都不够。”袁桂娇边按摩边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我们总算看到一点希望，他现在能睁开眼睛了，有时会眨一下。”袁桂娇说。但因为钱不够，他们想转回北海。
今年大学毕业的儿子也因为父亲病倒，无暇复习，导致考研失败。姐姐程彩霞说：“弟弟的指导老师都很惊讶，觉得他是最有可能考上的。”
程霖病倒后，岛上的5个孩子和另外一名教师都已被安排到涠洲岛学校。
村民何海生说：“有程老师在，我们能天天看到学校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们感到踏实，感到温暖，感到不那么孤独。”
林绍雄说：“有程老师在，我们每天都听到孩子的读书声，整个小岛热热闹闹、生机勃勃，他不在，现在冷冷清清，像是一座孤岛。”
学生陈心雨说：“程老师病倒了，我们突然不知该怎么办，我们对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有他在我们感觉到安全。”
……
三十四载春秋，斜阳岛的孩子一个个像展翅的海鸥飞了出去，而程霖的身影依然留在斜阳小学。
他的根，已深深地扎入斜阳岛的火山岩里。
爱与责任的生动诠释
本报评论员
在广西的一个孤岛──斜阳岛上，程霖默默坚守了34年，只为了让孤岛上的孩子有知识，实现梦想。34载春秋，因为他的付出，岛上的适龄儿童没有一人辍学，300多名孩子一个个像展翅的海鸥飞向广阔的世界。
程霖和他的斜阳小学是孤岛上的一道风景线，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他的行为生动地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者形象。
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斜阳岛居民近年来陆续外迁，适龄学生从最多时的五六十名，到现在仅剩下5名学生，但程霖还是选择坚守。“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我就不会放下手中的教鞭。”一句朴实的话，衬托出崇高的灵魂。只要有学生在，学校就在；只要有教师在，孩子就有希望。这就是程霖心中质朴而执着的信念，这就是程霖多次放弃“走出去”机会的缘由，这是教师展示给世人的强大力量。
我们必须深思：在漫长的日子里，是什么让程霖在如此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不仅扛下来、熬下来，还能甘之如饴？答案并不玄妙——师者的爱与责任。这是一种大爱与大我，超越了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展现的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美好的操守。这种“爱”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平常，但也像海岛上的淡水一样珍贵。正是在爱的给予与滋养中，孩子们实现了梦想，程霖实现了自我价值，获得了职业生涯的超越和人生境界的提升，彼此成就了人生的传奇。
像程霖一样，眼下中国还有很多教师扎根在边远农村，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默默坚守，他们靠无私的奉献精神作支撑，身心负荷着巨大压力，以他们的“留下来”成就了学生“走出去”的梦想。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呼吁全社会共同来关心乡村教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扎根乡村的教师是中国教育真正的脊梁，在广袤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照亮了农村孩子的求学之路，让农村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也像星星之火，让乡村社会文明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