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某中学的物理公开课。（资料照片）
■鲍东明 于泽元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走过十余年历程。这十余年是我国广大中小学校长经历新课程改革深刻洗礼的过程。为全面深入了解新课程改革带给广大中小学校长在课程领导观与行为方面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项目编号：BFA110054）“校长课程领导的策略研究”课题组对此做了较大规模的调查。
本调查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校长对课程领导的基本认识，即校长“应然”的课程观和课程领导观，涉及校长对学校课程目标、课程领导的理解，对国家课程及国家课程二次开发的认识，以及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看法；第二，当下校长课程领导的“实然”状态，包括学校课程目标建设、课程整体规划、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学校课程开发、课程资源建设、课程监控和评价等基本内容，从中透视校长课程领导能力的实际状态；第三，校长行使课程领导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考察，主要从国家教育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社会环境、学校自身因素（包括师生因素）等层面来调查。
课题组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类别的校长培训班、校长研修班、校长论坛等途径，向中小学校长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回收问卷1533份，其中有效问卷1400份。调查对象分布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份，包括京、浙、鲁、辽、吉、粤、豫、湘、渝、川、滇、甘、桂等。调查对象在学校类型、年龄、性别、教龄、任职年限上都有有效分布。课题组在统计处理时，除了运用频数和百分比等描述统计外，还运用了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推断统计方法，分析了校长课程领导在各因素上的差异状况。
现状篇
校长如何理解与实践课程领导
（一）校长对课程与课程领导的理解情况
调查发现，在“学校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目标”认识上，51.3%的校长认为国家制定的教育目标需要学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化；46.1%的校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育人，因此可根据自己的育人思想制定学校的教育目标。两者的比例加起来达到97.4%。相反，仅2.6%的校长认为教育目标国家已规定，不需要学校考虑，学校要一丝不苟地执行。从数据来看，几乎所有校长对学校课程目标的性质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对于国家课程，学校应该的做法”问题的回答中，78.3%的校长选择“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做好二次开发”；67.4%的认为国家课程二次开发要综合考虑学生、教师和学校环境的具体情况。与此相关，在对“校本课程对学校的作用”问题的认识上，94.2%的校长站在了“是学校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国家和地方课程的有机补充”的立场上。这反映了校长比较成熟的课程思想。
在调查校长对课程领导的理解上，在对“校长课程领导最为重要的任务”认识上，63.5%的校长认为“引领全体教师制定并达成学校课程目标”；23.1%的认为“引领全体教师做好课程实施工作”；7.7%的认为“引领全体教师开发校本课程”；5.7%的认为“做好教学管理”。绝大多数校长认为，校长进行课程领导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引领全体教师制定并达成学校课程目标”。在对“校长课程领导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认识上，74.1%的认为“根据国家政策创造性地建立学校课程体系，提升学校教育质量”；23.6%的认为“强化学校管理，使学校管理制度化，提升学校教育效能”；1.7%的认为“开发校本课程”；0.5%的认为“一个新名词，没有什么作用”。
（二）校长课程领导能力的实际状态
校长课程领导的“实然”状态是本调查的重点。课题组从学校课程目标建设、课程整体规划、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学校课程开发、课程资源建设、课程监控和评价等方面来调查分析校长课程领导的实际情况。
调查中，校长对于“学生在学校获得什么样的成长”有异常清晰认识的占63.3%；有点感觉，但是还不清晰的占26.0%；按照惯性做下去，学生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成长的占10.7%。在“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认识上，17.4%的校长回答“我自己很清楚，但是教师们理解不了”；12.3%的回答“目前还不清晰”；70.3%的回答“是我和教师们一起建立起来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对于学校课程体系建设的具体情况，调查反映出的情况是，校长选择“已经按照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开足、开齐课程”的占48.9%；选择“虽然尝试对各类课程进行整合，但是还不知道如何做”的占21.2%；选择“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已经围绕着学校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占29.9%。经卡方检验，不同的学校在课程体系建设的具体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当下，我国中小学在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上存在着这样三种形态。
在对校本课程开发能力和学校可以利用开发课程的资源认识上，校长明显地反映出不自信。校长认为“本校教师完全有能力开发校本课程”的仅占8.3%；认为“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力，但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占72.9%；认为“学校老师校本课程开发的能力十分匮乏”的占18.9%。对学校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的认识，7.8%的校长认为“自己学校的课程资源实在太匮乏了，无法进行课程建设”；64.8%的认为“自己学校虽然有一定的课程资源，但是还远远不够”；27.4%的认为“自己能够发现很多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可以用它们有效地开发课程”。
课程改革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什么？问卷给出4个选项。校长在4个选项上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9%、23.9%、35.9%、24.4%，校长在4个选项上的比例相对均匀，没有哪一项很突出。在与课程实施相关的学校内在能力认识方面，校长的自信度也不高。30%的校长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带领教师做好课程实施”；58.1%的认为“国家课程实施比较好办，但是校本课程实施起来难度很大”；8.3%的认为“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不行，课程实施难度很大”；3.6%的认为“课程实施要求太高，教师根本达不到”。
“对于你自己学校课程实施的监控情况，你觉得如何”的问题，6.9%的校长认为“太过复杂，学校很难全面监控”；16.2%的认为“学校有能力监控，按要求全面实现目标”；22.1%的认为“应该给教师赋权，自我监控与他人监控相结合”；54.8%的认为“应该给教师和学生赋权，人人都是课程实施的监控者”。与此相关，校长“对于课程评价，你觉得自己如何”问题的认识，22.6%的校长认为“具有丰富的课程评价经验”；6.0%的认为“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做”；39.9%的认为“做过一些，但是很麻烦”；31.5%的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做，但是可以利用各种力量把它做好”。
（三）校长进行课程领导的制约因素或希望得到的支持
课题组从国家教育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社会环境、学校自身因素等几方面，调查了校长进行课程领导的比较大的制约因素，或者校长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支持。
关于“在校本课程开发中，你认为国家政策提供的最重要支持是什么”这一问题，问卷给出4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校长选择“给学校一定的课程开发权力”的占24.3%；选择“给学校一定的课程实施空间”的占31.6%；选择“给学校提供课程资源支持”的占39.9%；选择“对学校没多大帮助”的占4.2%。与此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国家政策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校长选择“对学校赋权不够”的占20.0%；选择“强制性课时太多，学校没有发挥空间”的占53.6%；选择“对国家课程实施督导十分机械，学校不敢做出改变”的占26.4%。
对“在校本课程开发中，你认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最重要的支持是什么”问题，问卷给出4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校长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提供课程资源以及其他物质支持”的占44.7%；认为“对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进行监督”的占15.5%；认为“为学校提供专家支持”的占24.6%；认为“对学校进行激励”的占9.5%；认为“对学校没多大帮助”的占5.6%。通过学校类型的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校类型的校长在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提供最为重要的支持的4个反映变量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那么，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什么？校长认为“行政事务太多，让学校忙不过来”的占62.2%；认为“行政干预太多，学校动辄得咎”的占23.6%；认为“行政不懂教育，瞎指挥”的占6.4%；认为“行政监控严，学校不敢改变”的占7.7%。
在“对教师在学校课程建设中提供的最大帮助”的看法中，校长认为是“教师的高素质”的占10.4%；认为是“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热情”的占46.9%；认为是“教师的服从和勤劳”的占3.6%；认为是“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的占39.1%。因此，校长对教师在学校课程建设中提供最大的帮助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教师工作责任心和热情”方面，其次是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教师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什么？校长选择“教师思维僵化，不愿意改变”的占62.9%；选择“教师能力太低，无法进行有效的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占35.3%；选择“教师太懒了，不愿意多付出”的占16.9%。通过对不同学校类型校长在最主要的阻碍因素三个反应变量上进行卡方差异显著性检验，至少有一个选项的次数百分比之间存在差异，经过比较显示出，高中校长和小学校长在认为“教师思维僵化，不愿意改变”的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中校长对此的看法要明显强于小学校长的看法。
课题组还从评价制度、学校文化、学生条件三方面对学校课程建设产生的阻碍因素、对校长的认识态度进行调查。针对“你认为我国的评价制度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是”这一问题，在3个选项中，校长选择“评价方式过于刚硬，学校不敢做出改变”的占17.7%；选择“社会对高考等评价十分看重，学校不敢出错”的占50.8%；选择“评价主体过于单一，学校不敢做出改变”的占31.5%。从数据可以看出，社会的压力而非评价的方式是学校不敢做出改革的重要原因。
学校文化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是什么？在问卷给出的3个选项中，校长选择“学校文化具有太强的稳定性，教师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改变不易”的占77.0%；选择“学校文化中具有太多的消极因素，大家不愿意改变”的占15.9%；选择“学校文化中具有太多消极因素，大家不愿意做事情”的占7.1%。从数据上来看，校长更多地看到学校文化自身的共有特性，而没有看出自己学校文化的具体特性。
在“你认为学生条件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是”这一问题中，校长在4个选项上的选择情况分别是，选择“学生基础差，只能学最基本的东西”的占23.5%；选择“学生家庭条件不好，无法开展一些校本活动”的占17.6%；选择“学生对于新鲜事物接受太慢”的占12.8%；选择“学生家长对学校改变不支持”的占46.1%。经卡方检验，校长在对学生条件对于学校课程建设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四个水平的认识上，存在显著差异，校长认为“学生家长对学校改变不支持”的较为普遍，接近一半。也就是说，近半校长认为家长不支持学校变革是来自于学生方面最为主要的阻碍因素，其次才是学生能力不足的问题。
分析篇
校长对课程领导认识到位，但实战能力不足
调查数据基本上可以显示出校长在学校课程领导上的思想和能力现状，以及校长行使学校课程领导的有利和阻碍因素。通过对学校课程领导有关理论的回顾，笔者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实践的建议。
（一）绝大多数校长都拥有正确的课程观和课程领导观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校长对学校教育的目的，对课程目标、课程领导的目标，对校本课程的意义以及国家课程的实施问题，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新课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小学校长的课程观与课程领导，或者说校长并不缺乏正确的课程观与课程领导观。具体表现在：
1. 绝大多数校长认为校长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引领全体教师制定并达成校本课程目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主要目标在于实施国家课程。这说明校长们已经有了学校课程领导的目标和方向意识。
2. 大多数校长认为学校课程领导最为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依据国家政策创造性地建立学校课程体系，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能够站在学校本位看到课程领导的作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3. 绝大多数校长或者认为国家制定教育目标需要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化，或者认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人，可根据自己的育人思想制定学校的教育目标，说明校长持一种相互调适的课程实施观，同时把目光聚焦到学校的具体情况上，聚焦到学生的发展上。
4. 大多数校长认为需要依据学校实际情况对国家课程进行二次开发，且在开发时会综合考虑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情况，并不只考虑单一的因素，这说明他们思想比较成熟，考虑比较全面。
5. 校长对校本课程意义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认为校本课程是学校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国家和地方课程的有机补充。
当然，笔者还是可以看到校长的思想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们相信学校的课程应该关注学生的成长，应该依据学生的成长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对国家课程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态度，说明校长对国家课程“刚性”地位的触动还有所顾忌。
（二）与正确的课程领导观相比，校长课程领导能力明显不足
调查同时反映出，校长对课程和课程领导更多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绝大多数校长拥有正确的“应然”的课程观和课程领导观。相反，校长课程领导的“实然”状态方面，并不如校长在课程观与课程领导观上乐观。在这里，笔者看到了比较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校长在学校课程建设方向的把握和引领上自认为做得很不错，比如多数校长相信自己对学生在学校中获得的成长是有着清晰认识的，他们实际上能够依据学生的成长来做好学校课程建设工作；多数校长在思考学校未来发展方向时，能够让教师共同参与，得到教师的认可；多数校长认为学校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重建教师和学生都认同的价值观和思维，其次是构建富有特色的课程；大多数校长都认为国家课程有种种不足，教师可对其识别和修改，对教师课程能力很有信心；多数校长认为，在课程实施的评价上要给教师和学生赋权，人人都是课程实施的监控者。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学校课程建设行动上，校长们所做的并不是那么突出，有不少人把按照政府要求开足开齐课程看作是学校课程体系建设最为主要的内容，对国家、地方、校本课程围绕学校教育理念形成一个整体并不认可；虽然认为教师课程能力比较强，学校有课程开发能力，但是校长表示教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同时埋怨课程资源严重不足；只有不到一半的校长认为学校形成了符合教学理念的教学模式。更奇怪的是，有相当多的校长认为他人开发的国家课程好实施，而自己开发的校本课程难以实施。在课程建设和课程实施的监控评价上，多数校长的反映并不自信。
上述矛盾表明，校长对课程领导更多停留在思想层面，经过大量的理论培训，他们的课程领导意识已经得到了强化，但是这些课程领导意识转化为具体的课程领导能力、解决现实中具体课程问题的能力，还需要一个过程。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能力、国家课程二次开发的能力、学校整体课程规划能力、学校课程思想落实到课堂中的能力、课程监控评价能力等，对校长来说，都还有待大幅度提升。
（三）校长在课程领导中的阻碍因素是多方面的
调查数据反映出，校长认为，在进行课程领导过程中，受到阻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国家教育政策方面的，也有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方面的，还有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环境方面的。这些阻碍因素包括强制性课时太多、学校没有发挥空间；学校行政事务多、忙不过来；教师具有太强的稳定性、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不易改变；社会对高考评价十分看重、不敢出错；同时，还有学生家长对学校改革不支持。
分析这些阻碍因素，可以发现，在校长们的认识中，真正阻碍校长行使课程领导的，更多的是教育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同时还有社会环境看重升学考试、教师思想保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学校作为教育变革和育人的主体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主体意识与能力，是校长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校长在课程领导中，处于一种“眼高手低”的状况。一方面，他们对于学校课程领导的本质、思想等都了解得十分充足，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课程行动上却有很多局限，思想和行为有很大的落差。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校长们一般都参加了大量的新课程培训，接受了大量的理论灌输，对于课程变革、课程领导的道理都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知道哪些思想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有关课程领导实战能力的培训则严重不足；第二，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以及社会压力也让校长的一些课程领导行动难以展开。校长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如何充分发挥，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鲍东明：中国教育学会编审、博士；于泽元：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对本调查做出贡献的还有许杰、张茂聪、李松林、魏宏聚、张天雪、郑葳、温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