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土壤不应只局限在国内，也不宜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和国别界限去审视教育捐赠。
■胡本未
作为从事国际教育服务多年的人，看到潘石屹、张欣夫妇给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潘公子”进哈佛“妥妥的”。第二个反应是：不会找骂吧？正好有学生问我申请奖学金的事，于是我的第三个反应出来了：这下好了，优秀的中国学生就读世界顶尖名校的机会提高了！最后一个反应是，中国大学及其官方校友会又要开始反思了。彼时，我并没有细看潘石屹、张欣夫妇到底跟哈佛等一众名校都谈了啥，也不觉得有多么值得关注，有钱捐，终归对学生是好事。
接下来几天，媒体的评论开始发酵，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大量刷屏转发，使得我不得不更多关注该事件及其背后体现的社会心态。针对此事，舆论大体的反应有两种：一种认为，潘石屹、张欣夫妇在中国挣了钱，不捐国内贫困学生和中国大学，反而捐给美国大学，实在不妥。另外一种则认为，不宜以意识形态或道德去绑架慈善，行善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当然，舆论的反应自然也会联系到中国高校获捐不理想的状况和原因上去。
对于上述议论，张欣女士回应，“SOHO中国助学金”计划共捐助1亿美元，用于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且定义了贫困的标准，哈佛大学只是捐助第一站，接下来还有耶鲁大学，以及张欣女士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等。然而，张欣女士解释之后，许多人仍有疑问：国内高校也有贫困的优秀学生啊，为什么不捐助他们呢？
这些年，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心中仿佛有种定见——出国留学的都是不需要资助的“富二代”。事实上，“留学富二代”的概念被滥用，不利于人们以平常心去理解和沟通。比如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的中国本科学生不到10人，媒体报道过的中国入读学生并非都是所谓的“富二代”。而就读哈佛大学的花费相当高昂，各种开销下来每年至少6万美元。即使哈佛大学的各种奖学金和校内外经济资助多种多样，对于多数入读哈佛大学的中国普通家庭学生而言，留学开销也绝非轻松的事情。
因此，简单地质疑富人不捐款给中国高校，是值得探讨的。中国大学的基金会已经起步20来年了，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缺少中长期募捐计划，尚集中于校庆等突击形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已超过100家，“985”“211”高校大多成立了教育基金会。除北大、清华、厦大、浙大等少数高校基金会募集到较多资金外，大多数高校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仍然很小。最近几年的一些公益丑闻，也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校友开始关心高校基金会的监管问题。
只要是世界级的大学都可能培养出精英领导者。如果只是把眼光放在国内，我们可以讨论如何提高农村学生就读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比例。把世界想得大一点，我们便可以讨论一下如何让想都不敢想去哈佛的优秀学生有一个进哈佛的机会。这便是“SOHO中国助学金”可能给那些志存高远但是财力不足的学生一个真实的希望。稍显酸楚的是，这里所指的财力甚至可能是准备必要的考试和完成申请程序的开支。所幸，只要被录取，就有了希望。
儒家有“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的说法，大意是说施行仁义应该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土壤不应该只局限在国内，也不宜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和国别界限去审视教育捐赠。如果中国未来的精英出自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就像上世纪初期那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作者系留学监理服务网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