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提供的教育产品是否合格，学生自然有过问、监管甚至追责的权利。
■单承彬
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论风波尚未平息，《北京大学章程》（公开征求意见稿）这两天又成了舆论的焦点。据称，北京大学将在校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设置学生委员。其中，在该校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中，学生委员将占有10%左右的比例，参与行使包括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评定教师职务人选、受理审查学术不端行为、裁决学术纠纷等职权。
作为学校的主体，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建设，确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同时向学校购买了教育服务，学校提供的教育产品是否合格，学生自然有过问、监管甚至追责的权利。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的实践来看，长期以来就有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实例。而且，早在2012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就已表示，将在校务委员会中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有“学生校长助理”。无论国内这类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让学生和教师一起来管理学校，都是符合现代大学管理精神的举措，值得提倡和探索。
此事引发热议的关键在于，大家似乎都在担心学生委员们是否会沦为虚设的“花瓶”，而这类教育改革又是一个作秀的噱头。高等教育改革推行多年来，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弊端。如何在“学生治校”列入大学章程后发挥作用，仍有很多方面要注意。
首先，要遴选出仗义执言的学生委员难度不小。从实践层面来看，国内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是由行政指定或提名的，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选举，甚至个别学校为确保政令顺畅，故意将敢于讲真话的学者排除在学术委员会之外，而指定一些对学校情况不太了解或不善言辞、不问世事的教授担任学术委员。教师、教授尚且如此，遑论学生委员！因此，如何遴选学生委员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之一。目前，高校的学生会等组织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代表学生维权的自治机构程度，这多少暴露出大学生选举的困局。如果学生委员也用这样的选举渠道产生，则难以保证他们能够真正站在广大学生立场上开展工作。因此，要避免学生成为学校行政的附庸，确保委员确实能够站在维护学生权益的立场上仗义执言。
其次，对学生介入学校各委员会的程度要有更科学的研究。校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有学生参与或许还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学生进入校学术委员会则比较麻烦，学术委员的许多职责，是学生无法承担的。以职称评定为例，学科差异和学术眼界的局限，很难让一名大学生对学校各类专业岗位的工作做出全面评价，当然也就难以对学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做出准确判断。至于像学校的战略发展定位和长远发展规划这样的宏大课题，也不是任期只有一年的学生委员所能全面把握的。
再其次，学生参与校学术委员会，表面上看似乎更有利于学校制定出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制度，其实这也是一种假象。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不仅仅在师资队伍，还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水平和人财物的配置。即便是师资队伍，其质量也与学校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评价机制息息相关。相对于和学生关系直接的教学或科研而言，躲在背后的行政管理更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学生可否参与研究学校行政干部的任免呢？学生委员能否评价乃至裁判学校的行政管理质量呢？因此，一句话说到底，还是教育行政化在起作用。
最后，虽然学生参与治校符合现代大学管理理念，但就像谈了多年的“教授治校”一样，在落实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高度行政化带来的利益固化，将会持续阻碍这类改革进程。教授委员会好像每所高校都有，但到底能发挥多少作用呢？教授们的建议又有多少被关注、被采纳了呢？当“教授治校”还在漫长的路上的时候，学生治校或许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已。
总之，学校行政化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的拦路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符合现代大学管理精神的举措，要发挥其作用，仍受制于前者，因此，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探索仍需要脚踏实地的探索和实践，才能获得设想中的效果。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