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分考生“神化”的迷信、对高考分数的痴狂，都不是“人生出彩”的常态，更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福祉。
■邓海建
每年的“高考季”，基本都是以雷人励志语或“高考工厂揭秘”开篇，然后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元热”收官。2014年高考落幕，各地“状元”纷纷出炉，状元生的高考复习笔记，于是就成了当季热货。譬如在知名电商网站，80%卖的都是河北省衡水中学的高考状元笔记。然而，央视《是真的吗》节目求证发现，真正的状元笔记根本就未曾流通入市，网上商铺的热销笔记，百分百“赝品”罢了。
假“状元笔记”的曝光，立时引发舆论热议。事实上，每年在高三学生周围，均充斥着各色“状元类”衍生商品：高考状元笔记、状元房出租、状元保健品、状元上过的教育机构和用过的电子教辅商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仿佛状元沾染过的柴米油盐，都被寄寓了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能量”，而任何一种顶礼膜拜，不仅与有荣焉，简直还能“雨露均沾”。这种癔症，颇有市场。
经济学经常会打个比方：狗爱骨头是天性，资本家爱资本也是天性。事实上，状元经济之所以喧嚣一时，恰在于热炒状元俨然成了畸形的刚需——正因为社会有需求，相关商品才会搭上“状元”这趟顺风车，且永远不愁销路。
论说起来，恐怕还是三个肇因使然：一者，早在2004年起，教育部就明确叫停炒作高考状元，要求不得对高考升学率及高分考生进行宣传，违反规定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学校将被严肃处理。只是，十来年倏忽而过，年年状元年年炒，有哪个地方教育部门与学校因泄露高考信息而被“严肃处理”过呢？违规成本低廉、守法自觉稀薄，是禁炒令几乎沦为一纸空文的关键。
二者，“制造状元”契合短视的地方教育政绩观，那么，炒作状元自然就不会成为过街老鼠。譬如前段时间，广西钦州二中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30多岁的吴善柳今年在该校参加高考，夺得钦州市理科状元。他曾辗转多所学校参加高考，并几次考上重点大学，连2011年考上北京大学都没有去读，被称为“高考专业户”。抛开其间的奖励悬疑不说，当地公办高中为一个学生提供8次复读机会，甚至还免学费、发补贴，这羊毛究竟要从哪只羊身上出呢？教育资源配置过于倚重高分段学生，相关学校即便“跑偏”，亦然乐此不疲。
此外，在中国氤氲已久的状元情结，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动因。“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正因为十数年的憋屈与压抑，才需要为并不快乐的求学生涯找个纾解的出口。用最朴素的辩证法观之：状元有多辉煌，求学就有多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炒作状元与“六月撕书”一脉相承。中国读书人终于抛弃“敬惜字纸”的旧传统，形成“痛撕书本”的新习俗——没有惜别之情、没有念想之意，书本与学业总是欠缺了那一份人文的温情。对状元近乎病态的炒作，恰恰与这种失衡心理暗相呼应。
当然，作为成功学的一部分，状元经济也许无可原罪。但如果炒作过热，甚至乱象丛生，恐怕就不只是货不对板的市场问题。它背后氤氲的对高分考生“神化”的迷信、对高考分数的痴狂，都不是“人生出彩”的常态，更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福祉。一句话，状元经济，一个巴掌“炒”不响，而要整饬此般乱象，市场监管要作为，教育改革更要争气。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