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岩设计作品
黄河岸边，一个地处中原的小县城，一个游学数十载、旅英八年多、拥有剑桥大学和英国AA建筑学院双硕士的海归菁英。二者对接，碰撞出了强烈的震撼，短时间的一次见面，留下的未知太多。
虽是30多度的高温天气，秦岩董事长仍身着正装，西服笔挺，皮鞋锃亮。跟每次公开亮相时一样，英式教育的印痕，在他的身上显而易见。
这就是教育的魅力。
他没有刻意展示自己的“强”，说出的是内心深处珍藏的话，哪怕是曾经的脆弱。
他把故事还原到小时候、出国前，为我们掀开一本书，有跌宕起伏，有喜怒哀乐，有分离团聚，有舍弃收获。没有的，是多余的点缀。
仅仅是安静地倾听，就足以为我打开很多扇门。亲情、教育、经济、文化、艺术、政治、企业，广博而深厚。唯独很少他极擅长的领域：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他不想炫耀，同时顾忌着听者的感受。
这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修养。
只有真性情，才能唤起共鸣，帮我们找到想要的答案——如何坚持，如何改变，如何沉淀。
财富的传承不是最难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企业家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秦岩董事长此时回国，加盟宏力并成为宏力学校的掌门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即将展开一系列引领我国民办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事业的具有颠覆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将是和我们的传统教育比较起来，更加适应学生个人的成长，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期待！
2014年8月16日
河南省长垣县城，河南宏力学校报告厅。
雷鸣般的掌声，滚动在校园上空，与八月的骄阳融合，气氛显得愈加热烈。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简朴而别具匠心的欢迎仪式。除了一条横幅之外，舞台没有任何装饰，简约得一如演讲者内敛、朴素的话语，虽不事张扬，却有着撼人心魄的力量。
演讲人是刚从英国学成归来、新到任的宏力学校董事长秦岩。少小离家老大回，面对数千名师生惊喜、探究的目光，这位新上任的掌舵人把自己海内外游学20年的经历与见解，敞开心扉地与全校师生交流与共享。
出生于1988年的秦岩，由于其家族产业的崛起及父辈储备人才的理念，从6岁开始，便随同龄的双胞胎姐姐和略长于他们的哥哥到广东碧桂园接受启蒙教育。从11岁开始，就读于新加坡的小学与中学，18—25岁则游学于英伦，先后拿到英国AA建筑学院建筑学硕士和剑桥大学城市规划硕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协会会员，取得英国皇家建筑设计师二级资质，在伦敦创办了欧本都市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知名的杰罗姆·冯·阿美吉德、布兰顿·卡林成为其合伙人。
直到2014年8月中旬，这位26岁的海外游子放弃了英格兰海岛的碧海蓝天，毅然归国返乡，担任起河南宏力集团副董事长兼河南宏力学校董事长的重担。
虽然是奉父命而归，但对26岁的秦岩来说，“少东家”这个名分，显然不是他的一块金字招牌或只供观赏的花瓶，他要实实在在地挑起父辈创业打造出来的企业航母掌舵人这副担子，为使更多的家乡儿童在家门口就能进入“碧桂园”，少年则不用远赴南洋去读中学，乃至远赴英伦去寻找自己的成功之梦。
他要引进西方社会先进的办学元素，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厚重文化，担负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践行者这副重担。
面对台上谦逊沉稳、彬彬有礼的新的学校掌舵人，作为一个访者，我很想探询一个问题：6岁到26岁这20年时间，秦岩由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儿童，完全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到一个风度翩翩、学成归来的青年董事长，在这20年“看世界”的阅历中，他的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将告诉我们什么？
要读小学了，父母把我和哥姐——两个6岁、一个9岁，三个孩子，一下子，全送到几千里外的广东碧桂园。
我的求学生涯，是在泪水的浸泡中启幕的。那时候，年龄小，注意力容易转移，平时上课，老过点。一到周末，同学们被家长纷纷接走，学校很快便安静了下来。偌大的校园，就剩下我们几个，想家的念头，一波波袭来，眼泪每每夺眶而出。有时思念家乡到了痛处，便整夜整夜地哭，睡着了，梦里还会哭醒，枕头湿透是常有的事。周末，是人家期盼的快乐时光，却是我们的心灵苦难。
记得有一次，父亲到国外出差，返程时转道香港，特意到学校看我们。当时我们正午餐，为了不影响我们用餐，他远远地站在一边注视着我们，直到结束。倏然看到近在眼前的父亲，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恍若做梦，便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双双抱着爸爸的腿。想说，说不出话；想哭，哭不出声。好像过了很久，才几乎同时哭喊出声。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喊的都是“爸爸，我要回家！”
这事过去快20年了，一旦触碰，情感的闸门，还是无法轻易关闭。
也就是这时，父亲萌生了一个念头，在家乡办一所学校，一个造梦的地方，让家乡的孩子，不用远离故土，远离亲人，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一个造梦的地方”，很诗意吧？这是父亲的原话。我觉得，父亲是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企业家，他不能不面对现实。但他不单是个只顾赚钱的商人，他富有情怀，有悲悯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母亲多年来精心保存的一件藏品：我们兄妹和父母五年间，往返河南、广东的车票、机票。按时间排列，一次不落。每张票面都是那么平整。直到那时，我才明白，那些年，最受亲情煎熬的不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练硬翅膀，父母把刻骨铭心的痛，都埋在了心底。他们整理、收藏这些票据，当时是一种安慰；事后，则是一种纪念。假如有一天，我们建企业博物馆，它们就是最珍贵的收藏，无法用金钱衡量。
这么说吧，五年的碧桂园生活，就是我寻梦的起点。凡事皆有缘。也许，这就是我、我们家乃至宏力集团与教育的机缘。
11岁时，父亲又开始筹划我们的学业。也许，他早就筹划过。这次，他选择的是新加坡。
到新加坡，除了我们兄妹仨，还有公司其他领导的孩子，前后几年，共12人。我在新加坡待了7年。我们12个人，现在有的在新加坡、有的在澳大利亚、有的在加拿大、有的在英国，也有在国内的。都长大了，天各一方。
新加坡是一个奇迹，儒家文化创造的奇迹，李光耀创造的奇迹。
李光耀，小舞台上的大人物，善于四两拨千金，几十年的执政生涯，使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李光耀的骨子里是儒家，但却得其精髓，舍其糟粕。他处世、治国，不受任何理论教条、意识形态和舆情左右，果敢、坚毅、勇往无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东方媒体说他是一位敢对西方说不的东方领袖，西方媒体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得人心的专制者之一。
崇拜上李光耀，是我在新加坡的收获。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
新加坡教育兼具东西方特点：一方面，重儒教伦理，崇尚诚实、公平、忠诚，强调国家意识。这些观念，犹如一粒粒种子，种在我的心田，成为我品性的底色。另一方面，不过分看重分数，负担不重，注重素质培养。一般，下午三点后就没课了，全员参加兴趣活动。
我在课外，练了7年绘画。这为我大学专业选择预设了方向，为我的专业学习奠定了基础。我还打了几年橄榄球，养成了对体育的爱好。绘画陶冶了我的心灵，运动强健了我的体魄。我觉得，身心健康是人生的幸事。
新加坡是一个规则至上的国度。培养合格公民，学校首当其责。学校规矩多而具体，执行得很严厉。譬如，学生必须穿校服，而且是熨过的，这样才允许进校。那时，我都是自己熨校服。鞋必须是白色的，不能是名牌。必须留短发，男生前不过眉，侧不遮耳，每天进校的时候，督导都在校门口检查。食物和饮料必须在餐厅用完。不许说谎、偷窃、说粗话、打架、吸烟，等等。关键是，校规不光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要绝对执行的，没有例外。
1994年，新加坡有一个案子，引起全世界关注。一个美国青年违法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有些像恶作剧。在别的国家，批评一下，大不了罚点款，也就结了。但在新加坡应责以鞭刑，打6鞭。
鞭刑，是一种肉刑，一鞭下去，皮开肉绽。再壮实的人一次也受不了几鞭。受不了没事，给你治；治好了，接着再打。
这下，美国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新加坡野蛮、血腥，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维护美国公民的尊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求情。后经新加坡内阁讨论，法院裁定，酌减2鞭，给克林顿个面子。还有4鞭，照打。
法律不容亵渎，校规也不容轻视。新加坡的学校，对严重违反校纪的学生，可施以鞭打的惩处。
处罚时，全校集会，公开领罚。看的和被罚的都终身难忘。规则意识由此融入每一个公民的血液，成就了新加坡的秩序、稳定、美丽与繁荣。
规则意识，是求学新加坡给我人生的又一个恩赐。
让17岁的我到英国读书是父亲的决定，且不容商量。听到这个决定，我的心情极为复杂。不解，不舍，顾虑，委屈，甚至愤怒，五味杂陈。
17岁了嘛，个人意识开始增强，加上在新加坡多年，熟悉了那里的环境，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至今都很要好，联系很紧密。
人的一生，结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对生活、对事业，帮助很大。我的朋友圈比较纯，大家都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彼此间互相帮助、互相砥砺，算是良友、诤友那种吧。我觉得，交友不需要“用心”，自自然然的，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志向相同，意气相投，时间一长，就会成为好友。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脾气不对，志向有别，慢慢地就疏远了。所以，交友不需要太多心机。算计太多，可能有利益，那也是短期的，不可能有知己。
因此，我真的不想去英国。直到站在大使馆门口，要进去签字时，我又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我抱着一点幻想，希望最后时刻，他会改变主意。可父亲在电话那头的回答很简单，就一个字“签”，说完就挂了。结果我能预料，他慎重考虑做的决定，不好改变。就这样，我们到了英国。
父亲的话，父亲的决策，有的我当时就明白，有的不太明白或者根本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我会把这些记在心里，慢慢品味，细细观察。往往两三年后，我就理解了，明白了。
中国传统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向本本学，向前人学，向他人学，重的是知识、速度、效率；走路是向现实学，向社会学，在实践中学，重的是实践、融汇、致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也有精华，可能我们把这些好的东西，给遗忘了，丢失了。
父亲的想法很朴素，他就是要逼我。逼我去适应更多陌生环境，逼我去结识更多新朋友，逼我去观察不同的社会，逼我去触摸多元的文化。在几近绝望的处境下，磨炼我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和韧性，培育我对人、对事、对社会的洞察力和面对复杂局面的决断力，开阔我的视野和心胸，增进我对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包容。今天，我能想到这一层。
到英国的时候，我正站在18岁的门槛上。
父亲也是踩着18岁的门槛离开家的。当然，他没有我幸运。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他当时没有多少选择。那时，农家的孩子，出路大概有三条：一是读书，跳出农门；二是守护二亩薄地，娶妻生子；三是背井离乡，闯荡江湖。他选择了后者。
父亲的经历既是宏力企业的成长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缩影与见证。这些您应该比较清楚，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他是靠勤劳、坚韧、敏锐、通达、好学、智慧，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刚才我说，崇拜上李光耀是我新加坡求学的一大收获。我还膜拜一个人，就是我父亲。往深处想，我膜拜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条件，为我们未来的事业奠定的基础，甚至不仅仅是宏力企业今天的成就。
爸爸就是一个典型。他们那一代草根企业家，在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靠勇气、胆略、胸怀，蹚出了一条血与汗、酸与甜交加的路。他们用较少的资源，提供了在我们这个地方80%的就业，一半以上的税收。他们担负了巨大的社会责任。
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很多人倒下了；成功者成就的绝不仅是某个人、某个家族、某个企业。这条路，也是中国的希望之路。这个群体，已记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崛起的档案中。他们的命运，折射着国家未来的命运。那些倒下的人，也有一份别样的荣耀！
这样思考，让我倍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英国8年，我是熬过来的。
“熬”，不是“混”。是为达目标的坚持，是绝不退缩的坚韧。
初到英国，我和姐姐住寄宿家庭。那个家庭不太友好，当然也有好的。我在那家住3个月，体重从68公斤减到59公斤，我可没想减肥啊。
很快，我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AA建筑学院建筑专业和剑桥大学建筑专业录取。
父亲建议我读剑桥，但我选择了AA。这次父亲没有勉强我，可能是我已经18岁，是成人了，有些事情该由自己拿主意了。
17岁时，我觉得我的人生亮起了一盏灯。这盏灯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我没有后青春期的迷茫、烦躁、不安、冲撞。
在AA读本的同时，我着手英国皇家建筑师资格考试。我那一届，入读时70多人，年淘汰率20%。
AA拿下后，我又攻剑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这既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承接家族事业的使命所需。
西方教育与国内教育有诸多差异，比如，国内小、初、高，学生负担很重，大学反而轻松了；西方则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很轻松，课业很简单，大学就要紧张了。
中国学生在国外，读经济、商科、管理的居多，读理工科的，相对要少。我需要挑战自己，也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没白没黑地读书、听课、笔记、请教。
英国大学的教授“懒”啊，一星期一次课，一次课他就讲半个小时或20分钟，留下一大堆资料，要你去查、去读。
譬如，教授上课说“交通对城市规划很重要”，就这一句话，就得忙乎老长时间。你要查资料、读书，自己弄明白一大堆问题：交通是什么？有哪些交通方式？为什么重要？规划的城市需要什么交通手段？应该如何布局？等等。你会越想越多，越探越深，越来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自己太渺小，要学的太多。你自己就把自己的紧迫感给挤出来了。
老师是鼓励提问的。但你千万别误会了。没人愿意在宝贵的课堂上，跟你讨论那些冒傻气的、不过脑子的问题。每个问题，你都要反复琢磨，围绕这问题，你已经思考、探究很多了，最后凝析出来的那种问题，才是有价值的。讨论是教学的重要方法，但问题不是随随便便抛出来的。
剑桥的老师“坏”得很。上课强调的重点，你别当成考试的考点，否则就死定了。我上课时尽可能详细地记，记不下来就录下来，课后整理。学习没有捷径，别想投机取巧，考试不是学习的目的。这与国内有太大的不同。
读书到夜里一两点钟，是常见的，熬通宵也不少见。为了不犯困，我发现了一个办法，每餐不要吃太饱。吃饱了，容易犯困。吃一点，案头备点点心，饿了，吃一口，继续看，效果好。
所以，除了勤奋，勤奋地读书、勤奋地查资料、勤奋地笔记、勤奋地思考，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不懂就问，我不觉得没面子。我经常向同学请教，常常为此请同学吃饭。
时间都去哪了？是我那几年最大的感慨。
我读的不是教育专业，在这之前，也没专门研究过教育。当宏力学校董事长，这课恐怕得补。
但我在碧桂园、新加坡、英国完成学业，都待了不短时间，亲身体验了中式、西式、半中半西式教育，有些感受。
造就什么样的人，是办学的根本问题。英国的学校，尤其像伊顿、剑桥、牛津这样的世界级名校，都非常重视贵族精神的培育。
可能有人认为，贵族就是住别墅，买豪车，打高尔夫，大把花钱的人。仅限于此，称不上贵族，与贵族精神更不沾边。富与贵不是一回事。富的是物质，贵的是精神。
真正的贵族精神，有三根支柱：教养、责任、自由。
什么是教养？举个例子吧：
二战期间，有张照片在英国流传很广。国王爱德华，到伦敦贫民窟视察，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尊重所有的人，哪怕他处在社会最底层。这就是教养。
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走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脱口而出：“对不起，先生。”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坦然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他们身首异处。
两个世纪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淡定，大气，任何时候都不失尊严。这就是教养。
教养哪里来？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社会倡导。
所谓责任，也就是担当。责任也有三种，对自己的，对家族的，对国家的，或者说对社会的。
自由，就是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前一段时间，有本书在官员中比较火，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是贵族的后代，他知道平等出现之后，贵族必将衰败，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他思考的重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精神？
现代社会，贵族精神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可以说，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公民精神。
宏力学校建校之初，就提出了“做中国的伊顿公学”的目标。因此，我考察伊顿公学多次。谦逊、礼貌、讲究仪表、文质彬彬，是伊顿学生外在的气质，他们还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校服等方面借鉴伊顿，只是起点，要做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宏力学校这些年，做了很多努力，效果很好。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我现在也做父亲了。关于家庭教育，老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恩”。那是因为，养儿才知父母难。
家庭是教育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终身老师。父母对我们兄妹及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现在还是进行时。
父母不许我们兄妹之间不团结，闹矛盾。如果发现，不管原因，不分对错，一律受罚。
父母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家中帮做家务的阿姨，公司各部门、各岗位的员工。在他们面前，不能颐指气使，高高在上。
父母要求我们，真诚待人，力所能及地帮助亲朋、邻里、乡亲。
在碧桂园，父母把钱存在老师那，个人的合理需求，向老师申请，每一笔都得说明理由，都得记录备查。
在新加坡，我们人多，父母专门请了专职监护人，我们的开销都有明确规定。
在英国，上大学，成年了，开销分类。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各有不同支付办法；一些非固定花费，一事一申请。超了，自己补窟窿。从不允许我们大手大脚，乱花钱。
成年后，父亲跟我们开玩笑。“你们大了，找对象，其他的我不管，就一条，另一半必须是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他是在开玩笑，但这玩笑开的可是件严肃的事。
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父亲说，“你们年轻，忙，要享受生活。孩子，就交给我和你妈。我们有经验，你们不用操心，也不许操心。”仍然是玩笑的口吻。但，我们能听出深意。
如果，让我在妈妈前面，加一个定语，我选择“亲爱的”。如果，让我在父亲的前面，加一个定语，我选择“敬爱的”。
另一个问题，我思考一段时间了，还在思考着。其实，这不仅是我个人、宏力集团的事，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事情。
这样说，并没夸大，也不矫情。
社会上、媒体上，多称我们“富二代”。我不喜欢这称呼，总感到带有某种蔑视，贴了太多标签，甚至有点妖魔化。
但这个群体客观存在，表达的需要，总得有个称谓。不得已的话，我接受“企二代”。
中国社科院有过调查，在未来5到10年中，将有300多万民企迎来接班换代的高峰。80后出生的“企二代”，即将成为70%中国民企的掌舵人，掌握超过一半的中国民间资本。
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声音是一个退休官员发出的，说是有一个困扰民企的“双9现象”。中国90%家族企业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企业家子女不愿接班。
数据准确如否，不得而知。据我观察，现象是有的。
有的希望随性一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反正前辈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今生无忧。
有的因为爱好、兴趣，选择在艺术、文化等领域打拼，对经商不感兴趣。
还有的，虽涉足商海，但不愿接棒，想在新的领域，重新起步，做创业者。
其实，这种困境，并非中国民企所独有。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问题。只不过，他们市场经济成熟，股市成熟，职业经理人制度成熟，面对困局，可以通过上市、出让股权等方式，实现家族企业社会化，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持股人分享红利来化解。腾挪空间较大。
国内，市场不成熟，股市猫腻多，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加之诚信缺失，民企传承可回旋的余地太小。
父亲从小就要求我们，“小我”服从“大我”。英国教育倡导贵族精神，要求要有担当，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哪怕牺牲个人利益。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的成长设计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管东方、西方，不论过去、现在，主流文化都会重视一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我的出身，我受的教育，我个人的秉性，决定了，我别无选择。
所以，剑桥城市规划专业硕士论文，我的选题就是，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三四线城市规划问题研究。我不希望中国的城市，一个个继续成长为冰冷的钢筋混凝土的丛林。我想赋予它们灵魂、温度。我知道，我的未来需要什么。
我喜欢丘吉尔，他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话，魅力无穷。《丘吉尔传》我百读不厌。
他回忆临危受命、主持国政那天心情的文字，我记忆犹新。他说：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准备罢了。我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我从小喜爱绘画，因对艺术的爱好，与我的妻子结缘。闲暇的时候，我们喜欢参观博物馆、画展。面对一幅画，可以坐上一个下午，直到闭馆。
我钟爱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他的自画像，早期明朗、刚毅、自信，晚年冷峻、沧桑、敏锐，每一幅都让我倾倒。
但这只能是爱好。
我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不想离我的专业太远。但为了企业的需要，我没有犹豫地回来了。我把它作为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我将继续抽出一些时间经营它，让它成为宏力企业成长的另一种推力。
毕业时，也有很好的公司，向我发出了邀约，工作体面、轻松，待遇不菲。英国良好的环境，未来移民的诱惑，这些，没有阻挡住我的脚步。长年漂泊在外的人，会更深刻地感悟到祖国的含义。
家庭，家乡，家国。我要把根扎在有家的地方。
20年来，我曾无数次回国，但这次不一样。
8月12日晚上，我回家的第一句话是“爸，妈，我回来了。”
我用的是乡音。
16日上午的欢迎仪式上，我说“6岁出去求学，整整20年了。我，真的想家了，想大家了。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这声音发自肺腑。
欢迎仪式上，我演讲完毕，走下讲台，回到座位。父亲站立起来，张开双臂，我们相拥在一起。父亲眼圈红了，我感觉心酸。
这是另一种仪式。是该分担一些父亲肩上的重担了。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使命。
这几天，我吃妈妈做的手擀面、爸爸做的肉盒。怎么都吃不够。
回家、吃饭，是生活中最朴素的质地。
人生无数况味，没有一种比得上回家的感觉。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脚步很快，为了得到的更多，也将失去更多。我会始终保持朴实的情怀，不让浮华模糊我的双眼。
走出去，是为了回来更强大。
自从一百多年前，容闳带领120名留美幼童跨出国门，中国学子探寻世界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
这是一个需要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海归的时代。整理访谈录的这几天，得空我会再看看纪录片《海归中国》。它的片头语，每次都让我震撼。借用在这里，以示纪念吧——
当年为了梦想闯荡彼岸
如今为了梦想回归故土
启蒙 开拓 颠覆陈旧的维度
改革 创造 激荡希望的版图
何必感慨来路
无悔踏上归途
梦是海的源头
爱是海的归宿
每一个海归的梦
都在影响中国
（王志甫 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