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教师的内心有多丰盈，教育的内涵便有多深刻。
30年来的一个个教师节，见证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也记录了教师群体的发展史。于漪，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这位85岁的师者正是这鲜活群体中的一员，10年来，每一个教师节她都会走上神圣的宣誓台，把教书育人的薪火传递给一批批年轻教师。如今，她站在第三十个教师节的历史节点，用“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姿态，回忆了她亲历的教师节故事。那一个个幸福的片段，不仅串连起了她个人的职业成长史，也折射出30年来教师地位的提高、教育发展的加速；那一个个难忘的瞬间，不仅闪现着一位老教师历经沧桑岁月体悟出的为师之道，也抒写出了一代代师者忠诚无悔的教育誓言。
于漪和她的教师节
近10年来的每一个教师节，我都会走上高高的宣誓台，领着一批批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年轻人宣誓。每当举起右手的那一刻，于我都是精神的洗礼，誓言的字里行间都在告诉我“勿忘使命”，我必须用“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姿态，去敬畏、去履行一个教师“生命不停、育人不止”的神圣职责。——于漪
片段?（1985年）
我们迎来自己的节日
1985年9月10日，是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专门为一个职业设立节日，不仅是这一群体的荣光，更是一个国家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记得那一天，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的教师、教育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也给全国教师写了贺信。
同一天，上海也举行了主题为“园丁与桃李”的庆祝首个教师节大型座谈会，每位受邀老师都可以带一位自己的学生共同前往。我邀请了一个当年的“小捣蛋”学生、时任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曹春一起参加。
座谈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教师曾被排除在“劳动人民”之外，而今，教师不仅回到了“劳动人民”内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对于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和光荣感，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理解，如今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形，我的心情便难以平静。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每位学生都向自己的老师献上了一朵红花。原来，进门时每位学生都领到了一朵花，悄悄带进会场，用这种简单却真挚的方式，向老师表达敬意。
那天的现场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天采访报道这场座谈会的摄影师谢伟民曾是我的学生，已经毕业十几年。在第一个教师节当天竟然巧遇昔日学生，而且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深深地鞠躬，我的眼眶湿润了。
在会上，每对师生还互相留言作为纪念。曹春写给我的留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生活中不能没有盐，更不能没有耐人寻味的老师。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举足轻重的决策上，更可贵的价值往往表现在默默无闻的忘我贡献中。
片段?（1994年）
与纸笔为伴著书立说
过教师节于我而言，往往有一个基本“姿态”，那就是更多时间与纸笔为伴，为教育著书立说，把我作为教师的感悟、体会和呐喊写出来，传递给更多教师。
1994年教师节前夕，上海《教育参考》杂志推出了一期《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专刊》，我和方仁工、王厥轩、陆继椿等特级教师一起编写了这期专刊。我对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的谈话进行解读，特别是将其与教育结合起来。比如，在解读邓小平同志“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这句话时，我是这样写的：“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畏葸不前、望而却步，还是迎难而上、奋力拼搏，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在学习邓小平同志《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时，我又是这样写的：“怎样理解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在内？只抓经济，不抓教育行吗？”
1997年，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教师职业精神”大讨论。当年教师节，上海的《教育参考》又推出了一期《师德教育专辑》，我再次提笔，为年轻教师们细细解读师德的方方面面，“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不完全取决于业务水平，而是取决于德、才、识、能的综合因素，取决于人格和品行”。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不知道自己写下过多少关于教育的文字，家里几面墙也都被我阅读过的书占满了。看着这些泛黄的书，我深深体会到内心始终澎湃着的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这是我的感悟、也是我一生奉行的准则。
片段?（2008年）
是的，做教师就是这么幸福
在2008年教师节期间，杨浦区举行了一个原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代表恳谈会，请大家谈谈学校教育与自己的成长。在会上交流时，一位年轻女教师突然站起来向我提出：“于老师，你能抱一抱我吗？”听到这个特别的请求，大家都愣住了。
我走下讲台，微笑着走到她面前紧紧拥抱了她。那位女教师深情地说：“于老师，您是我妈妈的老师，我从小听妈妈讲您，今天我一定要于老师抱一抱我。”这位女教师是杨浦区建设小学的语文教师徐怡霖，她后来告诉我，因为她母亲常常讲到我，徐怡霖后来真的走上讲台，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拥抱她的刹那，我眼中充满了泪水——那是作为教师最幸福的时刻。
是的，做教师就是这样幸福！有时我走在路上，或者在超市里，会碰到一些以前的学生或家长，他们拉住我的手打招呼：“您当年曾经教过我们……”很多话，我自己都忘了，但是学生们还牢牢记得。一位学生告诉我：“于老师，我们如今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人都做得很正！”那一刻的我会很自豪地说：“人做得很正，这就好了，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记者报道我的一名学生，其时他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看到报道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提醒他两条：第一，你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第二，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动。当时我想：“他已经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别人谁还会去教育他？所以我要去提醒他，这就是师生情谊。”
很多学生经常回来看望我。每年大年初二，我家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多的时候有上百人。每到那一天，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片段?（2010年）
见证三代名师薪火相传
2010年的教师节前夕，已经81岁的我获得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并受到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浦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再聚首”，这让我看到薪火相传的力量和师资队伍的重要性。
离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已经过去25年了，社会上尊师重教的氛围已然形成并且越来越浓厚，一代代优秀教师也成长起来，年轻的名师不断脱颖而出。当年获评“教书育人楷模”的10位名师年龄从30多岁到80多岁不等，“代有名师”的格局正在形成。当我看到一代代后起之秀在三尺讲台赢得学生的爱戴，以他们的修养与学识为“教师”职业加上令人尊重的砝码，我非常欣慰。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语文教研组是我亲手组建的，今天这个教研组已经接连产生了6位特级教师，此外，区域管理干部、校长、研究人员也层出不穷，有人称其为“传奇”。其实，在我看来，这原本就是教育的常态。2010年教师节后不久，三代杨高语文组成员再次聚首杨高校园。大家来到校园的草坪上，就像几十年来一直做的那样，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围坐在我身边，轻松愉快地共话教学之道。
“来来来，我给你们看看照片吧，我算是第一代；这是陈小英，她是第二代，也是特级教师，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是朱震国，这是陈爱平，这是钱沛云，这是第三代的谭轶斌……”
在这次聚会中，我从他们的讲述中看到了一位教师对于学生、同事的价值。仍在杨高语文组任教的陈小英说：“20多年来，杨高语文教研组长几番交替，但组里的文化和风气基本不变。传统就像客观存在的森林，无论它在你的近处还是远处，都在为我们提供氧气，改善着我们的呼吸。”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教师队伍一定要有团队，作为一块垫脚石，能够给大家垫一步，我三生有幸。
片段?（2013年）
与免费师范生对话未来
2013年9月9日下午，又一个教师节即将来临，这也是上海特级教师制度实施35周年。35年中，上海特级教师队伍从首批17名壮大到747人。作为首批特级教师的代表，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畔，参加一场名为“卓越对话未来”的座谈会。我和原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等22位特级教师代表，一起对话在华东师大就读的免费师范生代表。
当时，我对师范生代表说：“我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孜孜以求，一辈子学做教师。想教学生成为真人，自己就要成为一个真人。教师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内心的觉醒。作为一个老师，他应该是通体透亮的，这样才能在学生心中点燃人生的明灯、追求真善美的价值。”
一位师范生在现场向我提问：“什么是教育？”我的理解是，教育的本质就是提升人的精神世界，达到真实之境。只要是出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孩子，教师就有责任把每个孩子教好，这就叫教育，教育的事业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对年轻教师而言，现在诱惑很多，因此一定要有定力和决心。教师的工作非常平凡，甚至琐细，但要把教师这个平凡的事业、琐细的工作，和国家的千秋万代大业，和老百姓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时，你就有了用不完的内驱力，有了用不完的创新动力；就会不断地自我教育，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满、闪光。
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是燃烧与传递的过程。近10年来的每一个教师节，我都会走上高高的宣誓台，领着一批批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年轻人宣誓。每一次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对于我来说都是精神的洗礼，誓言的字里行间都在告诉我“勿忘使命”，我必须用“一辈子学做教师”的姿态去敬畏、去履行一个教师“生命不停、育人不止”的神圣职责。
于漪/口述 本报记者 沈祖芸 通讯员 吴华/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