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双双黝黑的手
■毕增富
每到核桃成熟季节，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我们的小学老师毕国才，以及老师带着我们收核桃、剥核桃皮而被染得黝黑的一双双小手。
为了不让一个山里娃因贫困而失学，毕老师认为必须进行勤工俭学。他和村社多次商量，提出把荒山划给学校作为勤工俭学的基地。于是，用劳动课和课余时间，毕老师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开垦荒山，栽种核桃、华山松、云南松，开展勤工俭学。就在我上二年级的那年秋天，学校的核桃树终于挂满了核桃。
毕老师欣喜地说：“核桃今年挂果了，我们要去收核桃啦！”接着又问我们：“但剥核桃皮会染黑你们的小手，你们怕吗？”因为我们从心底里就清楚有了核桃，卖了核桃，我们就有书读了，就再也不用为交不起学杂费而发愁了，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不怕！”
放学后，毕老师抬上长杆，我们背上小箩筐，排起了整齐的队伍，唱起山歌出发了。来到核桃林后，毕老师就爬上树，用长杆把核桃打下来。核桃纷纷落地，同学们就像一群觅食的小鸡在下面拾捡核桃。收完核桃，大家高高兴兴回到学校，把核桃放在草堆里，过上几天后，等核桃皮开裂，我们又在毕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剥核桃。当一个个剥了绿皮的核桃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所有人的脸上都绽放出笑容，但一双双小手则被染得黝黑。望着一双双黝黑的手，毕老师开心地笑了，我们也开心地笑了……
开展勤工俭学的成功，让毕老师信心大增，他又积极探寻更快捷创收的新路子，为学校创办了粮食加工厂，山区群众和学校都受益，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碾米、磨面、粉碎饲料，从繁琐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的彝山学校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免费教育，山娃因贫困而失学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彝家孩子一批又一批走进高校，不少人长大后成为机关公务员或其他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彝山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力量。
毕老师从教一生，不但教书育人、扎根贫困山区，而且竭尽全力带领干部群众改变彝寨贫穷落后面貌，使彝家山寨实现通电、通公路、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自来水、通互联网。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的先进事迹轰动了十里八乡，吸引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省、州有关部门还为毕老师录制了专题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外国的客人都曾多次到我们彝寨小学参观考察。
金秋时节，山寨里的核桃又可以收获了。此时，又让我想起了儿时收核桃、而因剥核桃皮而被染得黝黑的一双双小手。每每想到一双双黝黑的手，也就想起毕老师，毕老师的精神就一直巍然屹立在我的心中，一直激励着我认真做人、努力从教。（作者系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庙街镇营盘小学教师）
怀念困难时期的老师
■范翠艳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候，我在山西长治市城北郊的八一路小学上学，我所在的三年级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是李盛成。当时，她真是又当老师又当娘，不仅要教我们念书，而且想方设法呵护我们。
现在的孩子一下课，就到小卖铺买各种零食吃，可那时食物短缺，人们忍饥挨饿。一下课，同学们就跑到学校附近的菜地里去捡拾白菜根、茄子和辣椒的嫩叶和嫩茎生吃。现在，学校讲安全和那时学校讲的安全内容截然不同。每周，老师都要给我们讲安全，主要讲哪些有毒的野菜不能吃，老师每天还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我们的书包和口袋，看里面是否有含毒素的食物。
当时，我家离学校有十里路，全靠两条腿步行上下学。每天早上5点钟，我就起身去学校上早自习，晚上八九点上完晚自习才回家。每天午餐只带一些炒面，用白开水泡着吃。放学路上，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学校有一个菜地，有一次，我偷了一个大萝卜，迎面碰上李老师。李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宿舍里，让我把萝卜放到桌子上，然后拿出一个金灿灿的窝头递给我，还分给我一碗菜汤。那菜汤多数是野菜，但飘着几根面片，非常诱人，我狼吞虎咽吃了窝头，喝了面汤。
吃完后，我等着老师批评我，可李老师却对我说：“人再困难，也不能做有损于集体，有损于他人的事情。”这句话，让我牢牢记了一辈子。
由于营养不良，吃野菜过多，很多同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浮肿，李老师看在眼里很心疼，就像爹娘一样关心爱护学生，因此学生和李老师就跟母子一般亲。很多同学每到升入高一年级或转学，甚至辍学，都要到李老师那里哭别一番。这种动人的师生情谊使我终生难忘。
李老师总是想办法帮助同学们，因为学校地处农村，所以每年夏秋两季同学们都要放假参加农业劳动。当农民收获地里的庄稼后，学校要组织师生去捡拾地里遗漏的粮食交给生产队，这就叫“拾夏”和“拾秋”。学校捡拾完地里的庄稼之后，生产队才允许本队或者本村的社员捡拾地里遗漏的庄稼。李老师找到附近的生产队，经过协商，他们同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社员同等待遇，可以参加他们的“拾夏”和“拾秋”。我记得有一年“拾秋”，我们挖白薯。李老师知道我们家兄弟姊妹有五六个。她把自己挖到的白薯全都给了我，我妈妈从那时起常常提起她这个“恩人”。
李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人再困难，也不能只想着自己，而要设法帮助他人。
那时候，我做过一件令我终生铭记的好事。有一次，我到一家小吃店吃饭，在座位下面捡到一个破布包，里面包裹着30元钱。当时，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但我经受住了考验，抵御住了诱惑，我把钱包交给了饭店的阿姨，后来失主给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
我人生之初良好人格和品德的养成，正是来自长治市八一路小学李盛成老师对我的教诲。作为一名教师，我也竭尽全力在教育生涯中，把李盛成老师高贵的品质情操传授给学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作者系山西省侯马市退休教师）
迟到的来信
■谢新
初三那年，我在学生画展上认识了廖老师。当时他看我参观时十分专注，就热情地邀请我做他的美术组预备组员，我答应他了。廖老师早年毕业于一所著名的美术专科学校。他的同窗中不乏国内顶尖的美术人才，可廖老师却甘当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在功成名就的同行面前谈笑风生，毫无落寞之态。
后来我成为廖老师美术活动组正式组员。周六下午和星期日一整天是美术组的活动时间。美术组的楼上是学校乐队的排练场地，活动时间完全一样。这一上一下，一静一动的两个艺术小组，仿佛一对孪生姐妹依相互存、比肩绽放着。
清晨7点，廖老师就早早地来到美术室码放桌椅、布置现场了。等大家陆续来齐时，教室里早已经窗明几净。阳光透过大玻璃窗射了进来，照耀着威严、俊朗的石膏像大卫。画室里静得出奇，似乎只能听到中华铅笔在素描纸上的摩擦声。廖老师来回巡视着，这里不仅有校美术组成员，还有社会上的绘画爱好者，甚至有两位是已经从事美术工作的成年人。廖老师对所有求学者来者不拒，倾囊相助。这里总是人流不断、熙熙攘攘。
我常常感到廖老师悄然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仔细推敲着我的每一个失误和闪光点，然后替我一一总结出来。每逢我进步了，他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用他那浓重的重庆口音拉着长音道：“还是——可以的。”这是廖老师的一句经典口头语，是对一个学生的最高褒奖。
一晃就是三年。我在小黑板上的名字慢慢地向前移动着，直到高二毕业那年终于移到了第三名，从此再没有变过，成了“千年老三”。毕业后，我即将前往农村插队。临走的前一天，廖老师和美术组的同学给我开了欢送会。一本红彤彤的日记本递到了我的手上，上面签满了美术组成员的名字，我们约定继续书信联系，永不中断。
一年后，高考制度恢复了。美术组学员有的参了军、有的考上了美术学院、有的上了重点大学，可我仍然是一个农民，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知青。我的心冰凉，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无颜面对曾对我充满希望的廖老师。由于自卑心理作怪，我再也没有与美术组的任何人联系。
过了很多年，一个美术组的成员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她惊呼：“你怎么不和大家联系，我们年年都去看廖老师，廖老师年年都在念叨你。”又过了很多年，两封发黄了的信转到了我的手上，那是当年廖老师委托插队同学转给我的信，遗憾的是它来得太迟了。
那发黄的信纸上一行行苍劲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我也相信命运之说，但命运也是由人主宰的呀!相信你，坚持就是胜利。”“听说你将分配回城，我们将在十里长安街上欢迎你的凯旋。”廖老师没有忘记和鄙视我，而是默默地为我祝福、为我鼓劲。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从此我不再看轻自己，而是发奋努力，不敢懈怠，开辟了另一番人生境界。
我常想，是廖老师给了我两把人生的钥匙：一把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另一把是面对不幸命运的豁达心态。那两封发黄的信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纪念，也是对恩师的怀念。（作者系北京科锐公司退休员工）
您的无意让我铭记
■王欣
前两天，突然接到老家高中同桌的电话，我既惊又喜，毕竟1997年毕业后，彼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紧握着电话，我俩激动着，侃侃而谈，聊起很多同学和老师，当聊起物理课杜老师时，我心里顿感热辣辣的，有关杜老师的记忆也倏地浮现在眼前。
杜老师名叫杜英杰，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盘，言谈和蔼而风趣。大概因为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杜老师上课时常提问我，好在我听讲很认真，回答几乎没让他失望过。那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杜老师很喜欢我这个学生。与杜老师的交往中，他曾三次摸我的头，尽管他是无意的，尽管这个动作很细微，却让我刻骨铭心。
第一次是在高二的一个雪天。我自幼失去双亲，跟祖父母相依为命，读高中时家里已一贫如洗。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高二那年祖父患病卧床，庄稼收成很微薄，一头肥猪也因猪瘟死了。那时尽管我每顿饭仅花四角钱，从食堂买两个馒头，从不买菜，但就这一点儿可怜的生活费，祖父母也实在掏不出了。
当我正艰难地下着退学的决心时，杜老师听说了我的窘境。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微笑着掏出五十块钱，硬塞进我手里，“先用着，回头一起想办法”。我不肯也不好意思要他的钱，我推搡着，同时有一种酸涩的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他轻轻地拍拍我的头，努着嘴说：“大小伙子，哭啥？快拿着，人家见了不好。”走出他的办公室，天空中大雪纷飞，而我却感到，我头上仍有他摸过的余热，那股暖流从头顶渐渐暖遍全身。时隔不久，我受益于市里组织的“爱心助学”活动，终于让我渡过了难关。
杜老师第二次摸我的头是高三时。有一段时间，我成绩明显下滑，对此我不得不更加刻苦学习。晚自习后，我仍坚持留在教室，直到实在撑不住了，才肯去宿舍。夜里，不管几点钟，一觉醒来，就跑到路灯下，躲在角落里看书背诵。然而，期中考试，我成绩竟降到中游水平。我伤心苦闷，却怎么也找不到缘由。那天物理课后，杜老师叫住我，认真而恳切地说：“不能总闷头学，要提高效率，要拿出考试时的注意力复习功课、做作业，要全神贯注，该玩时，就彻底放松身心。”他说罢，转身要走时，又笑着，轻轻摸摸我的头，感觉如同一位慈父在抚慰自己的孩子。他的教诲让我醍醐灌顶。后来我调整学习方法，成绩果然突飞猛进，期终考试，我考了第二名。
杜老师第三次摸我的头，是我捧着红艳艳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来到他面前时，他张开嘴笑了：“好哇，好哇，记着，将来不管怎样，都要保持住那股拼搏劲儿。”说完，他用那厚实的大手用劲地摸了摸我的头，我感到了力度，也感到了真实。
时光荏苒，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而他摸我头的记忆依然鲜活着，当时他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但他每一次摸我的头，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慰藉、一种鼓励、一种温暖、一种动力，那种感觉是美妙的，是从心底泛上来的，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环保局员工）
温老师的那杆秤
■游玉增
前一段时间，多年没见的小学同学在宁波相聚，大多数人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饭桌上大家相聊甚欢。同学阿毛提议大家谈谈最难忘的老师，出乎意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起了温老师。小学毕业已经多年，温老师的形象依旧是那么清晰，提起他就让人感到一股温暖的情感在流动。
我们的小学时期是在福建宁德的一个乡镇小学度过的。温老师当时是从更偏远的一个自然村调过来的。他在那个只有他一个老师的村小工作了几十年。后来，那所自然村的学校被撤并他就来到了我们中心学校。
温老师，名叫温大志，听着名字会让人以为他是一个满怀激情的大个子。事实上温老师身材不高，人有点瘦但很精神，当时他头发已发白，穿的衣服很简朴。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第一眼看到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农夫。
温老师很爱笑，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他和学生相处经常“没大没小”的。温老师来我们学校后，因为学校老师少，在给他排课外，还让他管理住宿的学生。那时，我们乡镇小学周边有很多自然村没有小学校，家长就都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家离校远的小孩只能在学校住宿，一周回一趟家带些大米和咸菜当作下一周的伙食。还有一些家稍远一点的小孩，中午也需要在学校吃饭。为此，学校开了食堂专门负责蒸米饭，方法是按学生带来大米的分量发票，再让学生凭票打饭。温老师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食堂秤这些学生带来的大米，给他们发票。
那时，农村的条件还不好。学生带来的大米在重量上就有了差别。温老师的那杆秤就经常不准了，当然他多秤出来的部分，他自己得补上。温老师自己家的条件也不好，小学老师的收入本来也不高，何况他上有一个年老的母亲，下还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温老师的爱人是一个脾气很急的女人。于是，我们常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温老师被他爱人追着骂。因为温老师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有时候被他爱人骂厉害了，温老师就到我家去躲。当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温老师叹一口气说，孩子还这么小，还在长身体呢，总得吃饱吧，我家再难吃饭还不是问题。
温老师因为经常做这件事，所以隔段时间就要看到他挨骂。那时，有很多人对温老师的做法不理解。有人还说，温老师是脑袋上少了一根筋。所以，每当又看到温老师被他爱人劈头盖脸骂时，就有一些闲人在旁边笑。一些不懂事的小孩也爱凑在边上看热闹，嘲笑平日里爱笑的温老师狼狈的样子。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细细回忆，在我成长过程中有许多老师教会了我知识和道理。但是，不断被挨骂的温老师是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师。在他狼狈而又微笑的神情里，我们在无意中学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
那次聚会，当听说温老师已经过世后，有一些同学当场哭成了泪人。他们中就有受过温老师那杆秤恩情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的温老师，平凡、朴素，用课堂外的身体力行诠释了一个师者的大爱。（作者系宁波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
文学路上恩师相伴
■孙艳
不管时光怎样流逝，总有一段时光留存心底；不管人物怎样变迁，总有一些人今生难忘。在我上学的阶段，就有位班主任让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他是小学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刘建俊老师。当我上三年级时，要去十里外的村中心校读书。在那里，我碰上了开启我写作之门、树立我写作信心的刘老师。
刘老师教我们数学，又当我们的班主任。凭着年轻，记忆力好，他上课时常常不拿书，而讲的知识却又准确无误。他能让一个数学成绩倒数的班级在一年之后考到全乡第一名，他还能培养出十年内没有参加过县级数学奥赛的数学尖子生，并且在比赛中获得小学组第三名的好成绩。他能把本专业教得这么好也许不足为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得不让我惊奇了。
小学阶段，我是不偏科的，语文、数学都学得好。有一次，我被语文老师选上参加校级作文竞赛，没想到我居然获得了第一名。刘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就把我的作文本从语文老师那儿拿去，一篇一篇读我写得那些稚拙的作文。我当时不明白，一个数学老师看什么作文？结果有一天，刘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来找我，指着其中写他的那篇作文说：“你能写我我很高兴，只是有些地方写得不太像我，可能是你对我还不够了解。这篇作文，我可以辅导你再写一遍。”经过刘老师的辅导，我的那篇作文居然被登在了乡镇中心校的校刊上。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骄傲一阵子的了，可对刘老师来说，他觉得我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一边鼓励我坚持写日记，一边四处搜罗供我们小学生能读能投稿的儿童刊物。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一本《青少年日记》，上面可以刊登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日记。当老师拿到这本杂志后，他立即约我拿上日记本去他家选日记。他把我日记本上的每篇日记都认真地看了一遍，挑出了三篇有点档次的让我修改。我拿着笔吭哧了半天也没改出个所以然，刘老师就耐心地一字一字、一句一句指导我修改，包括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等三篇日记改好后，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刘老师匆匆给我做了一碗荷包蛋面条，略带歉意地说：“太晚了，也没什么好吃的，将就点吧。”他哪里知道，这在我们家已经是上等的饭菜了。吃过饭，刘老师把我送回家，他又匆匆赶回去帮我誊抄那三篇日记去了。他说：“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才学写钢笔字，字体有点稚拙，我帮你誊写吧。”第二天，刘老师借了同事的一辆自行车就去五十里之外的县城把信发了。就在我快忘了投稿这件事时，刘老师却喜滋滋地来找我的爸爸和妈妈。原来，刘老师帮我投出去的三篇日记有两篇发表了，这不但是我的骄傲、我家的骄傲，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骄傲。后来，我们班爱上写作的学生越来越多，发表作品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一位数学老师领着一群孩子在文学道路上前进，这种感觉妙不可言，令人难忘。（作者系新疆奇台七中教师）
想起那熟透的桃子
■操乐发
初二那年，我们班来了一位姓朱的班主任，高高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威严的面孔，再加上他平时很少露出笑容，由此给我们一种很厉害的感觉，所以开始时大家都很谨慎，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的。可他对我们却很宽容，偶尔上课迟到、作业拖沓或无意中乱扔纸屑也不惩罚，只是说说而已，一段时间过后，大家的胆子渐渐大起来，一些人还偷偷干起了违纪的事情。
学校坐落在一座山坳，旁边不远处就是生产队的桃园，那一年气候好，桃子结得特别多，红红的、大大的，馋得我们这群路过的孩子直流口水，连上课都没心思。一天中午，我们几个调皮鬼约好，趁无人时扒开篱笆，溜进桃园摘桃子。谁知刚伸手，就被躲在暗处的壮汉逮了个正着，他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条，我们一个个签上了名字，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学校。铃声响起，班主任朱老师走进教室，如往常一样上课，我们这才渐渐心定下来。
课上过半，生产队长突然闯进教室，气冲冲地说：“你们班有四个人偷了我们的桃子，按照我们队里的规定，每人要罚5块钱。请老师帮助执行！”随即将一叠纸条递给班主任，“你打开看看，偷桃子的人就在上面，这是他们的证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全班同学愕然，我们几个更是胆战心惊，顿感大祸将临。可是，朱老师接过纸条后，并没有立即打开，而是折好夹进课本里，然后对队长说：“每人5元，四人就是20元。”说着就从上衣袋里掏出两张“大团结”交给队长：“你回去吧，下面的事情我来处理。”队长接了钱，自然无话可说，转身而去。此时，只见朱老师拿出纸条，掏出打火机点燃，一会儿工夫，纸条化为灰烬。对老师这一举动，当时所有的学生都不能理解。
紧接着，朱老师温和地说：“桃子红了，多诱人啊，谁不想吃上一口呢？可那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啊！他们还要靠这个养家糊口呢，不容易啊！今天谁去摘了桃子，我不想知道，因为你们都像我可爱又淘气的孩子，我不忍心让不小心已受伤的口子再流出血来。说实在的，老师爱你们，理解你们，更相信你们会明理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听了老师的话，我顿时觉得是那么地动听，那么地让人心爽，一时间我陡然感觉到他的伟大和可敬。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一次，我没有吃到红红的桃子，却得到了比桃子更甜更美的东西——爱和自尊！（作者系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初级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