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国”越发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也许唯有法制与教育，才能真正让青春不至于在传销之祸前继续毫无免疫力。
■邓海建
今年7月，陕西一女大学生身陷河北传销窝点，公安干警辗转千里解救；9月，一女大学生失联多天后在山东一传销窝点被发现……近年来，大学生参与传销的案例层出不穷。新型传销披上了电子商务、金融投资等外衣，其活动愈发隐蔽化、信息化，缺乏相应防范知识的大学生极易落入传销分子的陷阱。（10月3日《半月谈》）
青春殉葬于传销“鼠窝”，这是诸多大学生传销案令人扼腕的情节。有人说，这是利令智昏使然，不过如《左传》里讲的故事般，“取金之时，徒见金耳。”只看到发财梦，而一叶障目，终于见不到法令规则。这话自然不错，辩证而言，内因是本，贪欲与自治能力的短板，确实也是传销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
只是，如果说少数大学生深陷传销窝点而不能自拔，从概率上可以解释为“例外”或“意外”，但以下这些数据或例子，恐怕就不能仅仅用“利令智昏”四字来轻飘飘诠释了：2003年9月，广西查获一个传销窝点，涉案人员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学生。2004年3月，湖北、河南、陕西、云南等10多个省份的2000多名大学生在重庆“欧曼丽”传销案件中受骗。2010年8月，南京市查获了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传销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学生……及至2014年，“陕西榆林学院失联女大学生在河北身陷传销”、“一个传销团伙揪出6个大学生‘老总’”等新闻，仍不时跳出来刺痛公众眼球。
从制度设计而言，中国严禁传销的声势从未止歇：1998年4月21日，政府宣布全面禁止传销。此后，《禁止传销条例》于200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009年2月28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还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值得反思的是：一个法治社会，为什么最该知法守法的大学生，却在现实中成了少数传销组织的“中坚力量”——乱象的背后，仅仅是“利”字使然？
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另外三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传销与反传销的博弈，使得新型传销更具有迷惑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增材制造、机器认知和学习等，这些新生代概念与技术，都可能成为传销的新式外衣。譬如去年8月，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公布国内传销十大案件，“云数贸联盟网”名列其中。“会员盘”、“电子币”，凡此种种，披着资本或产业的幌子，极具迷惑性。换言之，别说大学生，就是更精明的社会人员，恐怕也难逃其忽悠之术。
此外，很重要的两个层面，在于“职业安全”教育缺失以及就业环境与能力的恶化。于前者而言，眼下的高等教育中，几乎没有对防止陷入传销等职业安全的教育，更谈不上建立反传销渗透的长效机制。按照墨菲定律，明知高校是传销受害的重灾区而不作为，是否等于放任大学生深陷传销风险？于后者来说，譬如2014年应届毕业生数量逾700万，在经济增长面临诸多困难情况下，相对于2013年的“最难就业季”，这一年曾被称为“更难就业季”——当此语境之下，加上精致利己思想作祟、就业签约压力倒逼，一不小心，就容易把大学生推到传销的骗局中去。
作为“经济邪教”的传销，也许并不如“女大学生失联”事件更容易引发舆论关切。不过，其滋生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样值得警醒。然而，空泛的道德诘责显然阻挡不了传销对大学生的汹涌渗透，在“依法治国”越发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也许唯有法制与教育，才能真正让青春不至于在传销之祸前继续毫无免疫力。（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