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家最后一次大团圆。 资料图片
合肥四姐妹“每个人都是王昭君”。
长女元和，习业夏大，精于昆，嫁昆曲名家顾传玠。
次女允和，娴熟旧诗，严于格律，音调铿锵，著有《乱离曲》。夫婿是语言学家周有光。
三女兆和，接受新文学思想，夫婿为沈从文。
四女充和，娴昆曲，善书法，通篆隶，执教耶鲁大学，夫婿为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本报记者 刘博智
一个家族的故事，始于何时？它的流风余韵，如何在一次次的开枝散叶中，火漆印般或深或浅地烙在每个家族成员身上？合肥张家的故事有一个魔幻般开头。如果按照《百年孤独》的写法，开头大抵应该是这样的，“多年之后，张充和再次来到曾祖父张荫谷修筑的抵御‘捻贼’的张老圩子前，抚摸着重构张家的欢颜和泪痕的这片断瓦颓垣时，她准会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被养祖母识修带到这里，她讲给自己的那个家族轶闻……”
迁徙
张家的先祖明朝时从江西迁居而来，也许是为了躲避天灾或是战乱，如野草般籍籍无名，又顽强地在这里扎下根。等这根重新萌出新芽，已过去了几百年。
19世纪50年代之前，张家只能算下层士绅。修改张家命运的是太平之乱。要是在和平岁月，合肥的倒霉秀才张荫谷或许一生都只能在功名路上踽踽前行。但在刀头剑铓间，他的胆识和气概有了施展的舞台。
兵祸横行时，张荫谷在老家建造圩子，大儿子张树声加入淮军，成为淮军“二当家”，后升任直隶总督，拉开了辉煌的序幕。
到了张冀牖这一辈，张家已是合肥望族。1912年初，张冀牖决定带着祖父张树声这一支的三房人，创办“乐益女中”，用进取和守定去勘破笼罩在张家门庭上盛极而衰的迷雾。
到了元和、允和、兆和这一辈，张家煊赫的过去已是一个遗落在合肥祖屋里的遥远传说，她们从小就跟父亲迁居苏州，对于她们来说，苏州的寿宁弄才是她们整个世界。
和三个姐姐不同，四妹充和从小跟叔祖母识修住在合肥的祖屋里。寂寥空荡的张家老宅是一块巨大的化石，也许在某个瞬间，充和会停下脚步，盯着墙上的缝隙，与先祖的灵魂擦身而过。但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她探险的游乐场。而此时的张家人大多已经离开了祖屋，昔日的喧腾如今已化为影壁上黑黢的缝隙里倾吐的凄冷。
张冀牖并不是第一批出走者。在同治年间，张荫谷第五子张树屏在周公山西另建新圩子。到了元和、允和、兆和他们和字辈，兄妹十人天各一方、四处为家。
充和14岁那年，在苏州小住后返回合肥，三个姐姐在绣楼办了一场诗酒会，为四妹践行。她们把盏乘兴做起了诗，充和应和：“同聚同欢不易逢。”没想到充和这句诗竟成了谶语，多年后四姐妹萍聚云散。
婚恋
陆英嫁给张冀牖时，正是张家的好光景，合肥老家的干干们（奶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神中皆闪着光,“给她送嫁妆的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
后来这个细节在不停的转述和附会中成了张家人一个遥远和盛大的家族记忆，旧日繁华烟云融化在无边的岁月，悄无声息，却在张家人心里激起圈圈涟漪。
到兆和、允和结婚的时候，张家殷实的家底已经开始有些捉襟见肘。与沈从文结婚时，兆和没有从娘家那里拿到嫁妆。婚后经济的拮据让这对新婚伉俪初尝琐碎生活的艰辛。在兆和看来，生活中的微苦自有一种别致的况味。在困窘中文学成了难得的馈赠，在那间小小的厢房里，沈从文写出了《边城》和《湘西散记》。在世俗生活的边缘渡口，沈从文撑着一支篙，载着允和驶入那丰沛的文学汪洋：被沱江靛青色江水浸染的一碧如洗的凤凰古城，栖居在江上的吊脚楼，在河水中濯足的湘西少女……诸般意向让兆和心驰神往。她也是有前途的小说家，纵是如此，她仍雪藏自己的才能，甘心做沈从文的“缪斯”。
1949年初，在枪炮声日渐稀疏、归于沉寂的北平，和平的迫近并没有带给沈从文多少欢颜，摧枯拉朽的革命叙事开始接管这座城市。他那种哀春悲秋、粉饰落后的颓废美学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无疑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抑郁症发作的他选择用自杀来辩白，但无济于事，他被抢救了过来,他固执地闭上眼。病症的折磨、人事的冷暖将沈从文逼入精神的荒原，与此世的喧嚣隔绝，也同兆和的世界隔绝，这让兆和痛苦不已。她挖空心思进入他的内心，为他精神疗伤，但如同黑洞般的痛苦折磨着他，即便是在抑郁症康复之后，这段经历仍在他心上留下难愈的创伤。
他害怕再走进文学世界，随时卷起的政治飓风让这片熟悉的“故土”变得陌生且危险，狂风中裹挟着评论家们夹枪带棒的刀雨，就连那些曾经唯美如醉的意象如今也像海妖塞壬的歌声，将他引入那阴阳相悖的歧路。现实的种种无法激发他的创作热情，他选择埋首故纸，与漆器、古代服饰、唐宋器物、明代织锦为伍。
兆和是个勤勉的“缪斯”，她总是想方设法地鼓励丈夫重新捡起文学。在他去世之后，她一直在整理他散落的作品。也恰是此时，兆和才第一次真正走进二哥的内心，“真正的懂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她想起当时因为文革他们分居，二哥住在沙络胡同，自己住在净土寺胡同，每次自己总是做好饭菜，送到沙络胡同，那带着温热的南方竹篾，穿越时光织成的层层樊篱，带给他家的温暖，这是他们婚姻的隐喻：尽管他们性格天差地别，他们的婚姻也很难说到底是否幸福，但他们始终相濡以沫。
四姐妹的婚姻选择在当时显得如此的离经叛道。老二允和嫁给了当时在搞金融的周有光，老三兆和嫁给了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老大元和嫁给了当时地位低下的昆曲演员顾传玠，老四充和就更不得了，嫁给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合肥四姊妹》的译者杨早说，“这四姐妹每个人都是王昭君”。一旦认定便不曾转换腾挪，一生便如水流般，润蕴着，浪迹微微，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始终缓慢流转，动人心弦。
张元和一生深爱顾传玠。顾传玠死后，元和复出登台，搬演《长生殿·埋玉》，她说：“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家风
整个张家的家族脉络，如同爬山虎，攀附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高墙之上，为后人所铭记，倒不全因张家的先人们出将入相，夫婿们名垂文坛，更因他们身上烙印着的张家家风。1925年张家姐妹决定办一本家庭刊物《水》，凝聚亲情，互通生气。葛剑雄说，“从《水》中我看到了一向被忽略的知识的力量和人文精神的价值”。
和字辈的张家人中，数张允和的人生际遇最为坎坷，她如水般刚柔并济的性格，以独特的“柔弱”，坚守人性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
《群言》的名记者叶稚珊称她是“最后的闺秀”，但这个闺秀却一生与深宅大院、琴画绣楼无涉。年轻时张允和遭遇战乱和丧子之痛，中年又经历政治运动的残酷，“革命”的洪流将她与丈夫冲散。但颠沛和动荡没有剥夺她的温婉和娴静，也没有在她的皱纹里刻下乖戾。她始终清丽优雅，用娴雅和韧实抵御那紧箍在脖颈上的枷锁。在她最后20年的光阴里，在后柺棒胡同窄巷里老旧的单元房里，在看不见一丝装修的光秃秃的水泥地上，在廉价的地板革上，她依旧保持着旧时的爱好，写酒令、制曲谜，与戏友唱和，用简朴的精致擎起那间陋室的狭促，那是苦寒岁月里的悠长反光，更是张家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家族修养在允和身上的积淀和延伸。
如何定义她呢？她鼓吹女权，撰文奔走，却算不上女权思想家，“只是尽了绵薄之力”；她钟爱昆曲，一曲《游园》唱得梦回莺啭，但她却不是昆伶；她娴熟旧诗，严于格律，但却算不上词赋家。但她是张允和，是那个谢幕时代的“故旧”，她潋滟的袍袖和闲白般的文字仿佛在历史的后脊上划开一道伤口，里面汩汩流出的是旧时月光和往事烟尘。“张允和”这个符号成了那个闺秀时代最后的精神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