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村教师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常年坚守乡村，成就乡村教育；他们始终耕耘乡土，培育国家未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五代乡村教师薪火相传，铸就了公共教育最坚实的基础，也书写了农村儿童人生领路人的出色价值。回看并描绘70年来历代乡村教师的群像，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乡村教师的社会功能与教育情怀，更好地把握乡村教育的发展与未来。
乡村教师是国家的重要支柱
我国的乡村教师，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身份和精神特质最为独特的群体。这个群体，继承了中华民族上千年的“耕读传习”“修齐治平”的乡绅情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乡村教师又担负着革命、建设、发展与民族复兴等一系列国家使命，坚守奉献，使得广阔的乡村成为国家各类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和输送基地。
回看并描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代乡村教师的群像，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乡村教师的社会功能与教育情怀，更好地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农村教育和乡村教师是如何在社会的末端联动着社会变革的主旋律。
第一代：速成而多样的乡村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乡村教师，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从教的教师，也称旧社会“留用”，他们会经历解放初的政治甄别；还有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年制的速成中学培养的。第一代农村教师具有从业年龄、身份多样的特征，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合格，他们主要是通过全国的政治运动、速成教育、简易师范和各种培训培养而成。教师肩负着儿童教育和成人识字教育的双重任务，因此，社区与学校、儿童与成人、家庭与教师是密切相连的。
第一代乡村教师是新中国低成本普及乡村儿童和成人教育的主力军。这一时期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动员和生产动员是教育的主要任务。这一代乡村教师都经历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农村初级集体化社会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到农村土地集体化，乡村教师践行着社会主义“公共教育”的价值，厚植着爱国、团结、集体主义、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精神和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代乡村教师中，女性教师极少，但她们对初等教育普及，特别是为农村妇女扫盲和女子入学起到了极大的榜样和推动作用。
第二代：农村集体时代的乡村教师
新中国第二代乡村教师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1966年期间的乡村教师。他们大部分接受过系统的中等师范教育、简易师范教育和高中教育。1949年以后，我国师范教育的独立体系得以延续，并扩展了服务于农村教育的县级师范学校。高等和中等师范实施的免费教育和包分配政策，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农村青年。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主旋律。随着追赶型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大跃进”），农村学校快速扩建，教育普及也呈现“大跃进”的态势：大龄男女青年甚至怀孕的年轻母亲都能够走进中小学校；教学内容突出政治性和实用性，如“农村会计记账法”等；学校招聘大量教师；乡村教师过着农村生产集体生活。
“大跃进”的教育革命以及教育调整，使得教师在城乡之间、农民与教师身份之间、家庭与学校之间流动和转移。农村学校规模的变化，也带来了学校和教师队伍的缩减，大批事业编制的教师被精简，称为“下放”，教师又变成农民。而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些教师又回到学校，成为“顶岗”教师，逐步成为“转正教师”。激进的社会主义给这一时期的教育带来了打击，也积累了经验。
第三代：知识青年和“下放”教师
新中国第三代乡村教师是指1966年至1976年，即“文革”十年的教师群体。农村教育同全国一样，都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教师也经历了各种“教育革命”，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在教育资源短缺的乡村，教师依旧受到人们的敬重。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文革”后期，也是农村学校教育的普及最为广泛的年代。这种农村集体的办学方式，把教育办在老百姓家门口，形成了生产队办小学或“撑腿班”，生产大队办“带帽初中”。学校数、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都是历史上最高的。这一阶段是乡村教师最多的时期，教师的选拔更多是由集体生产大队的干部或建设兵团推荐产生，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成为乡村教师的重要来源。这些挣工分的“脑力劳动者”，成了许多农村城市文明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这一时期各地师范学校重新招生，以推荐一线工农兵的方式入学。
第四代：中师生教师群体像
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城乡教育分化加大，我国教育的公共性也发生了改变，以社会主义阶级性、劳动和集体价值为本的公共性和“农村集体—国家办学”普及的教育模式，开始让位于政府主导的“儿童权利—国家义务”以及教育专业化的公共性。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乡村义务教育普及运动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发生的。
第四代乡村教师，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时代末期中师毕业的教师群体，他们是凭借中考的高分进入本地师范学校，通过“免费—分配”体制回到本乡本土。这批乡村教师也是计划经济师范教育办学体制最后的一批农村教师，堪称“最后的乡村精英”，他们是全科型、技能型人才，有扎实的“三字一画”基本功。这群教师，自己放弃了接受重点高中教育，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农家子弟脱贫和走向城市文明生活的桥梁和激励者。他们不仅把帮助农家子弟脱贫和上大学看成使命，自身也成为农家子弟的榜样，至今仍是当地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一代教师和教育领导。
在身份上，这批教师大多数是公办教师，他们对乡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亲近。他们崇文重教，重视文化教育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这群乡村教师是书本纸笔教育和乡村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第五代：城市化进程中去留难舍的农家子弟
在21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群的大量转移，农村文化和知识人才开始外流。人才的外流主要是通过家长流动、家长择校、学校布局规模调整、竞争进城的教师配置方式等实现的。此外，中等师范教育升级、高等教育转型和扩招，致使到21世纪初，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近十年的农村教师“招聘荒”，即除了招聘高中和少数城镇教师外，农村几乎没有新的公办教师补充，这是新生代教师出现的背景之一。
21世纪初，农村教师的短缺以及教育公平的理念，促成了农村教师的多渠道补充，例如2006年中央四部委联合出台的“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国家人事部“三支一扶”项目以及各种帮扶的志愿者教师计划。
新生代乡村教师，是多渠道补充的教师，他们快速补充了农村教师队伍，也在学科和年龄结构等方面优化了农村教师队伍。他们从孩提到就业的人生经验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社会和教育变革是同轨的，是第一代完成离土、离乡、离（农）户的乡村教师，其身份和角色与前几代乡村教师迥然不同。他们经历了城市化，城市现代生活经验比前一代教师丰富。他们有梦想也有负担，看似多样的机会，却让他们更为奔波、更为纠结。他们在城乡之间纠结，在留守与流动中纠结，在事业与饭碗中纠结。然而，新生代乡村教师在融入真实的生活和事业后，绝大多数开始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将城市生活中最有力量的现代性元素融入当下的乡村生活。尽管他们也有许多城市化的特征，但蛰伏于他们身体里乡村原始的活力、朴素清晰的价值观和亲情都会使他们焕发一种特有的活力。乡村待发展的机会和前景，正在为这群特别的乡村教师展现更大的舞台。
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乡村教师用自己的知识和信念，撑起乡村教育一片蓝天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并不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由于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极其有限的人力条件，为了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自力更生建设工业化强国，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资源和精力，以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化。这一时期，是我们的乡村教师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肩膀为乡村儿童和国家发展支撑起教育的蓝天。
在普及教育的早期，一些乡村中小学校舍都是由教师首先建立的。他们或利用村里的祠堂、庙宇，或借助社队仓库、闲置房屋，或借用村民的住宅建起学校，使当地的孩子不再跋山涉水，而是在家门口就能上学读书；也使当地女孩能够平等地接受学校教育。在教材不足时，他们因陋就简，自编教材并充任全科教师，为乡村孩子进行基本的读写启蒙教育。
在困难的年代中，许多乡村教师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交学费；在自然灾害粮食短缺的年份，省下自己的口粮补给学生；他们守渡口、爬山巅，每日接送学生；还有教师在学生不慎掉入水中的时候，不顾水流湍急汹涌，跳入水中救起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行动，让很多学生萌生“长大以后当老师”的美好愿望。
许多乡村学校教师，请求地方政府辟出几分地，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除草、种菜，使学生告别了咸菜就剩饭的日子；教师们还会凭借朴素情感和能动性，争取上级部门或企业调拨紧缺物质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把四面漏风的简易教室变成教学大楼；他们会联合村委会募集资金把学生上学的泥泞路铺成柏油路；他们让一度凋敝的山村教学点重新吸引众多学生和家长，变成教学质量上乘的学校。
可以说，没有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的乡村教师甘于清贫、不畏艰辛的长期奋斗，就没有我们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可能，更没有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数最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队伍。
乡村教师成为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社会联结的桥梁
我国许多乡村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长期处在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因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知识和能力，仍具有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特征。通过在乡村建立公共学校和乡村教师孜孜不倦的教育，古老而相对边远的乡村与现代的城市和工业连上了线。
乡村教师给乡村的儿童打开了现代文明的窗口。他们教给中小学生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农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使一代代农村孩子能够成才，成为合格的劳动者；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里，乡村教师把自己在城市接受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文明传授给学生，带领孩子们接触计算机、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有的教师生怕孩子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脱节，甚至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带学生走出乡村亲身体验广阔的世界，在孩子们心中树起了远大的理想。
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乡村教师把自己与乡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服务于乡村的生产建设。在农村集体化年代，教师兼顾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为乡亲们写信、写春联；他们带领学生参与生产队研发新型农具，帮助生产队修缮农业机械；他们因地制宜，为乡村设计和建立小型水电站，使得基层政府、村民、学校都用上免费的电；他们帮助引流和安装电视信号设备，使当地的老百姓能看上电视，村民的生产、生活能够顺利开展。
可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在城市化的浪潮里，正是乡村教师的存在和作为，使原本依赖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乡村教育没有被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所抛弃，而是有序和快速发展着。
乡村教师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维护了乡村的稳定与发展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把党和政府的建国思想、理论基础、治国理念以及建设的方针政策很好地传递下去，除了要依靠强有力的各级政府组织，更要依靠学校教育和广大教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就是以乡村教师为主力的。他们在教乡村百姓识字的同时，还传授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既丰富了当地村民特别是青壮年的业余生活，也提升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经常帮助基层乡镇政府开展当地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书写标语、出墙报和漫画、组织“宣传队”和“宣讲团”在生产一线发挥着宣传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与期望通过教育、文字、图画以及歌舞表演等形式传递给乡村。
乡村教师成为现代公共教育的薪火传人
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在革命化、专业化、规范化、法治化等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脱离农村人的身份和文化，逐步由乡村的代言人、受人尊重的乡村事务的仲裁者，变成国家专业化教师。或许会因而减少了“乡绅”守护乡村和鞭策乡村儿童改变命运的激情，但乡村教师始终是乡村和城市的联结者，是国家意志的传递者。在我国特定的现代化进程中，几代乡村教师的生命故事，是中国教育事业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例如“扫盲”“普初”“普九”“均衡”等。乡村教师对“翻身解放”“革命”的激情是真实的，对“革命”或“转正”的焦虑也是真实的；他们有各自的包袱，或政治出身、或职业身份、或文化水平；他们有个人的理想，也有家庭负担；他们既有乡土情怀，更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教师职业的体面和光荣也是他们不离不弃的原因。
现代国家，通过改变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普及教育，使得过去只与土地和家族发生联系的农民，逐渐获得人民和国家的身份认同，教师是最先获得现代国家意识的群体。中国农村的教育现代化和教育的普及是国家、集体和农村家庭共同完成的。传统的耕读文化和科举制度孕育的广大乡村，是现代化和教育普及植入的土壤，例如尊敬师长、尊师重教等优良传统。新中国教育的普及经历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国家办”的发展历程。“人民”办的是公共教育，政府办的也是“公共教育”，只是国家、集体以及人民在其间的位置和责任不同。如今，乡村教师的角色也在变化，由对家乡孩子前途负责的感情逐渐让位于普遍关爱和尊重儿童、追求公平和优质教育的理念，而教师的角色正在从学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指导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五代乡村教师薪火相传，铸就了国家公共教育最坚实的基础，也是帮助农村儿童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领路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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