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的教师班里“有一些”或“很多”学生“经常感到压力很大，甚至充满焦虑”。而关于对很多学生高考完撕书的看法，一些高中教师表示同情和理解： “他们撕的可不是书，是课本、资料、试卷，这些东西随着高考的结束，其生命价值也已经死亡了，应该寿终正寝了。” “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学会读书，爱上读书，但事实正好相反，学生视读书为迫不得已，是敲门砖，把教育当成高考的敲门砖，太功利了，这不怪学生，是我们教育的失误。”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应试教育的厌恶，和对死学书本知识的不满。” 崇拜分数的应试教育 死读书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征。 “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是上个世纪陶行知先生对旧中国教育的描述。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天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我们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完整和谐的人，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然而在现实中，却满眼都是“分，分，学生的命根儿”，分数决定着学生的一切，是学生顶礼膜拜的上帝和偶像。学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倾注到这个外在的对象上，因而失去了自己内在的生命，当这个外在的对象受到威胁时，学生就会觉得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压力大到难以承受的极端情况下就会发生生命的毁灭。 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有低龄化的趋势，1/3以上的高中生有过自杀念头，并且自杀的学生多为“品学兼优”者！ 为什么会这样？罪魁祸首是以考试和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由考试成绩决定学生能否升学，升入何种学校，从而决定学生获得怎样的命运。由于分数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因而学生总是被驱使着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拼命获取尽可能高的分数。分数高就“胜者通吃”，分数低则全盘皆输，一了百了。 在应试教育中，学生的价值仅仅由他所获得的分数的高低来衡量，就像在商品社会中人的价值仅仅由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样；正如金钱是商品社会中人们的上帝，分数是应试教育中学生的上帝。 分数这种外在的形式淘空了学生的存在，使学生依附于它。分数作为学生生命的对立物，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否定着他们的生命。应试教育根底里是一种虚无主义，它激发起学生对单纯数量的狂热崇拜和盲目追求，把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变成抽象的数字符号，从而消灭生命，使人的生命虚无化。 因此，分数被尊重而人却不被尊重，相反却被压迫、被奴役、被蔑视、被遗弃。每年中国有多少正值豆蔻年华的鲜活生命成为为分数献祭的牺牲品——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中所说的那样，“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我们已经忘记了学生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的感情、思想和尊严的人，然后才是学生。这种对“人”的遗忘使我们的教育成为“无人的教育”、“非人的教育”！ 超越应试：教育人的良知 高中应试教育的血色浸染了中国教育的灵魂，阻碍了整个教育的发展和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学校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力图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变当前的应试教育文化。 面对升学率和素质教育的双重挑战，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等9所高中日前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绿色高中共同体”，并发出了联合倡议书。9位校长表示，他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推动绿色高中在全国的发展。 “为什么绿色高中共同体敢于发出倡议书？这不只是良心的问题，还有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原山东兖州一中校长杜金山对记者说。 发起成立中国绿色高中共同体的9所学校，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应试教育说“不”。 它们的实践证明，高中课改不仅可行，而且是落实素质教育的必由之路，是解放师生，促进师生幸福成长的根本选择。课改可以实现高中教育的低耗高效，实现“绿色升学率”。 “绿色升学率不是空话，要把人当人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优先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河北省廊坊一中校长兼廊坊市教育局副局长何志强说，他们学校已经开始让学生自己设计学习方案，教师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成员，主要职责是辅助学生学习，在学生“过不去”的时候进行点拨和引领。 “素质教育很艰难，如何找到一个好办法，既实现绿色教育，又能保持高升学率？”湖北省宜昌一中校长陶三发认为，需要找到一个提高课堂效率的办法。在宜昌一中，学生要坚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以保证充足的体力、精力和毅力。高三学生以自学为主，每天40%的时间自习，双休日正常休息，因此他们比其他很多每周7天上课的学校少100多天的学习时间。尽管如此，宜昌一中的升学率在全市依然保持前列。 山西省泽州一中校长李海勇认为，新课改给高中发展提供了机遇。“我们学校坚持课改，杜绝‘高三病’，80%的学校到高三时主要是对答案讲习题。我们坚决杜绝这种现象。高一高二什么样，高三还是什么样。”学校通过体育课和每周一次体育活动游戏，保证学生处于轻松的学习状态。 “绿色教育是理想，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校长盛国友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绿色，不环保，不亲近自然。“破解应试教育的关键在课堂，课堂是课改唯一的突破点，要积极寻找课堂技术的突破，要坚持课堂改革。美国的教师讲勾股定理，让学生探索勾股定理是怎么来的，如何发现的，中国讲勾股定理则主要是让学生做大量的练习题。” “高考考的是学习过程，过程好了才会有好结果。”河南省郑州市102中学副校长孙丽宏说，实施课改后，学校近两年升学率提高幅度非常大。 湖北省北门中学在课改后升学率也连年大幅度上升，把很多县市的一中都比下去了。“当地对高效课堂非常认可，一步步提升，高三体育课一直上到高考前一天。”学校副书记刘基华说，他们学校让学生自己设计活动，自己定规则，自己组织，教师则参与其中。 “一流的学校对课改往往不屑一顾。”河南省卫辉高中校长李宪文说，“而一些薄弱学校通过进行课堂教学的革命，成绩上来了。它们可以引领同类学校进行改革。” “绝招只有一个，就是真正把学生当人看，要培养完整的人，有创造性的、对生命有理解的人。”陕西省宜川中学校长孙明贤说，以前他们注重知识点的落实，现在则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今学校下午不再上课，完全交给学生自学。 绿色高中共同体：素质教育的根据地 在杜金山看来，绿色高中共同体是一个大的学习型组织，就像高效课堂中的学习小组，所有的理念、思想、智慧、设施等都可以共享。各学校成员之间定期进行访问交流，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大家一起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胜过一所学校单打独斗。 按照初步构想，共同体可以每次由一所成员学校当东道主，组织交流活动，然后轮流坐庄，形成多元异质、丰富多彩、各有特色的活动。比如，成员学校管理人员互相挂职，定期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共同体将定期举行学术研讨活动，比如围绕导学案的编写、小组合作等主题进行交流讨论。 共同体各成员学校之间实行资源共享，通过相互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对于一所成员学校的中层管理人员来说，可以到其他成员学校挂职锻炼或访问交流。 对于普通教师来说，各成员学校之间互相开放各自的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教师成长。 对于学生来说，寒暑假学生可以到另一所成员学校游学，实现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不仅可以增长见识，同时还能提高社会交往和实践能力。 共同体要求成员学校树立大格局，眼里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中国的高中教育，心怀天下而非一家两家。 “当前中国的问题此起彼伏，根子在教育。再不改变中国就没有希望了。”杜金山认为，中国教育将产生拐点，教育不只是适应社会，还要服务社会，乃至引领社会。作为有良知的教育者，要有回归教育本真的能力和勇气，勇于突破唯升学率的小格局，按照人的成长和教育规律办教育。“回归人的发展，把眼前和未来，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对民族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坚定地实践探索，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攻克应试教育的堡垒 “高中已经成为非常顽固的应试教育的堡垒，成为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杜金山指出，“高中是素质教育转型的一个节点。高中教育做得通顺了，对整个教育的暗示作用会很强大。” “高中是基础教育的龙头，示范性非常强，头往哪里走身子就往哪里走。”杜金山说，“高中对九年义务教育的示范作用非常强，使其教育改革实际上变成两张皮。表面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实际上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危害非常大。”高考压力的传递，还导致如今的学前教育日益小学化。 而绿色高中的提出，正是为了“保证人的全面的个性发展，是对人性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回答了家长的要求”。“至于升学率，只要不输给应试教育的学校就行了”。 “绿色高中实行生态管理，尊重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按照其潜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并不忽视规范，在学生发展空间和群体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 “绿色反衬血色。”杜金山说，当前高中教育的状况对整个国家民族非常危险，很多学校为追求升学率不择手段，采取非常残酷的反人性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以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方式制造相同规格的工具和产品。很多高中以升学率为唯一目标，丧失对学生今后发展的关注。在一些“好学校”，这种情况更加可怕。 在高考压力下，中国的高中生学习极其紧张，而一旦考上大学则彻底放松，很多新生进入大学后无所事事，终日沉迷于游戏玩乐。 “高考要绿色，对学校发展方式必须进行调整。既要战胜高考，又要符合人的发展。”杜金山说，这首先是对教育者良心的考验。教育关注学生真正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取得高分。其次也是对教育者智慧的考验，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第三是对教育者能力的考验，要实现低耗高效的绿色升学，对校长和教师的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而对于这些，很多高中“不想做，不敢做，不会做”。 课改与升学率并不矛盾 当前，高考升学率依然是大多数高中校长为之殚精竭虑的主要目标，但在发起绿色高中共同体的校长们看来，还有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高考成绩背后的东西。 这些学校的实践证明，课改与高考并不矛盾，搞好课程改革不仅不会降低高考成绩，反而会提高高考成绩。只要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就一定会取得成功。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在课改中取得成功的学校来说，高考成绩的提高只是一个副产品，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对此，深圳市福田中学校长李建国完全赞同。在他看来，升学率与素质教育并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只要我们认真领会新课程的精神，认真改进我们的课堂教学，真正实行教学民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只会促进高考成绩的提高。” 很多校长也承认素质教育是好的，应该推行素质教育。但他们认为素质教育与高考是相互矛盾的，在升学率的现实要求下，他们不得不搞应试教育。很多校长在功利的驱使下，往往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只管眼下的事，不管未来的事；只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不管虽然隐性但意义深远的事。 “我们的社会，多年来正是在一些最基本、最常识的问题上失去了真实。”李建国认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职业操守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是否遵循了教育规律。普通高中教育必须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必须不断地端正办学思想，真正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当我们沾沾自喜于一串串闪光的高考数据时，我们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远远没有履行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我们离教育的真谛和本质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已经造成了很多严重弊病，不仅影响到学生个体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是教育回归其自身规律的时候了，教育必须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和目标。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培养身心健全的合格公民，这才应该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所在。 高中是学生走向成人的最后阶段，也是成为一个公民的起点。公民教育是高中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公民教育为我们反思教育目的、回归教育本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公民教育，不再把学生的升学作为最终的目标，而是着眼于学生终身的发展；不再只是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它更注重人的道德、意志、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不再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是让学生参加实践，走向社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公民教育，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为未来的、民主的、法治的、富强的、文明的中国做好‘人’的准备。”李建国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子民、臣民、草民意识根深蒂固的民族，公民教育尤其具有现实的意义与历史的价值。” “钱学森之问”的回应 十几年前，在应试教育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时候，在全国进行的一次范围广泛的大规模调查的结果表明，全国中小学生对学习感兴趣的人数平均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 爱因斯坦曾指出，“兴趣是最好的教师”。科学的研究也证明，学习的效果与兴趣的强烈程度成正比，兴趣越浓，学习的效果就越好，而没有兴趣和乐趣的学习是徒劳无功的——“苦学无益，其去必速”，古人对此已早有所知。然而，中国学生普遍对学习丧失了兴趣，这对教育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当前的中国，很多高中生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取得好成绩上，几乎没有时间参加体育活动，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心，更谈不上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 有人曾经做过调查，2003年到2007年的5年间，济南市中小学生平均肺活量竟然下降了20％，这个数据足以令人震惊。 我们的教育虽然名义上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在事实上根本不重视学生的身体、审美和真正的道德。所有这些方面都为片面地追求智力牺牲了。一项调查表明，早在十多年前，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被日本超过。抛开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校教育对身体和生命的轻视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是一切的根本和基础。身体病弱则心志不达。在沉重的压力和层层束缚下，我们的学生不仅身体娇弱，意志也很脆弱，甚至许多人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沉重的负担和压力还无情地吞噬了学生的自发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品格和积极的创造能力。 “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一个刺激几代中国人神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培养不出大师？ 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题就在我们的教育方式里。我们的教育不给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残酷地扼杀了他们的灵性和创造力。 “应试教育使太多的学生失去个性，泯灭了灵性，分数的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曾说，从国际来看，许多国家都把高中教育看作国家实施人才战略的核心阶段，他们的高中教育是富有特色、多元的，可我们却把不同素质、禀赋的学生，用一个模式培养，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任。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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