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1881—1973），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民、真石增，教育家、文物学家，曾任中法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及院长等职，著作《留法俭学会章》《克鲁泡特金回忆录》（译著）等。
在早期加入同盟会，大力反对腐朽专制王朝的风云人物中，李石曾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身。李石曾是清代重臣李鸿藻的儿子。他的父亲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诸部尚书而至太子太傅、大学士，并得到了文人从政最尊崇的谥号文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身份。李石曾幼年得慈禧太后赞誉，并被收为义子，想要在朝堂飞黄腾达是极其容易的。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未着清服，反而加入同盟会，成为反对集权王朝的生力军。由此可见，李石曾思想之自由与人格之独立。
1902年，21岁的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成为中国留法学生第一人。他虽出自传统世家，但偏逢末世，故而极思改革，勇于接受新的思潮与思想。他学习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思想，翻译了乌托邦主义者的著作。他认为，要建立与时代同步的新社会，必须注重科学和教育。唯此二者，能扫除腐朽和偏见。因此，李石曾在留法期间与吴稚晖组织“世界社”，并以出版、研究、教育、社会四项事业为立社之目标。
由此可见，政治世家出身的李石曾对政治并不热心，反而希望以教育来达成社会的改革。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新社会，必须把培养人才作为第一要务。故此，李石曾热心为青少年留学出钱出力，他积极向各界筹款，并为留学生安排工作和各校选读的课程。据统计，在李石曾的安排下，共有20批计1700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这些人大多学成归国，成为我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各界的中坚力量。而就在这一步一步的教育实践中，李石曾逐渐形成了务实的教育观。
勤工与俭学并重。李石曾认为“求学”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主张做工者要求学，而求学者也要做工，工学结合，知识与应用结合。他反对读书的不劳力、劳力的人不能读书的旧教育。他说：“殊不知无论学与工，皆不能不心力并用：学则有研理，亦有实习；工则欲善事，亦必运思。劳心劳力，何可以为工学之分。工学彼此为联属，习科学者绘图，职工事者运斤，学止为工之预备，工止为学之实施。学者当工，工者亦宜学。何与于治人与治于人之分。”因此，他的留法勤工俭学实践能结合当时国情改变少数官费生的纨绔陋习。他组织的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致力于华工教育，将留法俭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也同时打破了专制社会的教育垄断，弘扬了半工半读的刻苦精神，造就了大批英才。
学理与实用并重。李石曾自认是“欲兼求主义与艺能者”，主张主义或理论要与实用或实践相结合。他说：“吾个人对于教育之观念，以为主义与艺能或学理与实用当兼全并重，必使全世界之农夫、艺匠皆有学者之知识思想，或即学者同有农夫、艺匠之功力，而终完全更代片面之职业与阶级，方足谓为教育之成功。今之治教育者必以此为方针，方足谓适当。”对于今人来说，学习与实践并重是很普通的观念，但李石曾的先知先觉，比后人的办学实践提早了半个世纪。
教育与学术并重。李石曾认为“吾人固常以为人群事业、文化为最要之一，而文化事业中，研究又最要之一矣”。故此，他在进行大学区制改革时，始终将教育与学术研究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向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凡大学应设研究院为一切问题交议之机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教育与学术脱节的弊端，使教育与学术同时发展，并突出学术在教育中的地位。故此，李石曾在组织北平大学区伊始，即创建了国立北平研究院，以实践其教育学术并重的思想，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李石曾还主张以天然优美的学习环境和工作，代替学校之假期与游艺，将学校设于风景区。例如，他创办的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就位于北京大西山风景区。这所学校在90年后变为敬德书院，即海淀教育书院，成为区域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后人俯瞰阳台，会发现敬德书院以鹫峰山腰为基，取花木之胜，就势成景。正如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称“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先生随所触为指示”。所以，书院的景观环境可以说是书院的第二课堂，将书院环境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书院教学的突出特色。而这样的教学优势，正得益于李石曾当时的选址。
此外，李石曾认为，办学还应结合四个元素：严谨、求实、科学、民主。他一生致力于青年的教育事业，不辞劳苦，心无旁骛，却从不夸功逞能。虽然李石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对传统教育的挑战和对专制社会教育的变革，使他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影响。虽然李石曾的教育理想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很难实现，但他的经验教训对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仍是宝贵的财富。
李石曾的教育故事在当代几乎鲜为人知，但他创办的学校依然以各种形式或方式履行着教育使命，初心不改，弦歌不绝。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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