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读书与做人》等。
被当代学术界誉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其教育思想的形成，首先离不开他的家教。梁漱溟的父亲是曾任清廷内阁中书的梁济。梁济对子女的教育比较“放任”，他很少要求子女背诵启蒙经典，而是主要从三方面对子女进行引导：一是讲戏，用戏中故事让子女熟悉传统文化；二是出街，让子女培养待人接物的能力，同时了解世情人情；三是保健，要求子女注重卫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后来，梁济于清亡之后以身殉道，让梁漱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
其次，清末民初的国家形势让梁漱溟深受震动。当时，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梁漱溟目睹兵火之创刈、营业之损失……水旱之灾难、风俗之败坏、学术之不讲，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呐喊，希望为改善社会尽自己的力量。
再次，同伴影响促使梁漱溟思想的转变。梁漱溟有位同学叫甄元熙，他关心国家大事，景仰孙中山，倾向革命，经常与梁漱溟辩论笔战；梁漱溟还常常被同学郭仁林劝导：“既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他们让梁漱溟对社会、教育和人生问题有了自觉的探索。
最后，个人任教经历镌刻了梁漱溟的教育底色。1916年，梁漱溟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员。当时的北大群英荟萃，梁漱溟在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争中，逐渐转入儒学，写作《东西文化与哲学》，认为自己人生得到了安立，应着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了。此后，他终身践行自身信念，发扬宋明讲学之风，开展社会教育。
就在不断实践、学习与反思中，梁漱溟的教育思想逐渐完善。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他的功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社会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他坚信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遵从“孔子的道路”，并用“理性”为之概括，具体表现为“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这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梁漱溟认为，教育要吸收“科学技术”与“团体精神”来教育学生；教育要让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创造新社会、新文化。
因此，梁漱溟在教育实践中，一方面注重对“人”自身的培养，教育人、引导人过活泼舒畅的生活，另一方面，注重教育在文化传承和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梁漱溟认为，教育的功用是“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要使文化具有生命力，就要培养引领社会进步的人，并发展良好的社会组织方式。为此，梁漱溟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教学、办学实践中采取了许多方略。
教育内容以“文”为主。梁漱溟在1917年于北京大学从事哲学教研工作时，即定下教学目标“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在课堂上负一个讲明白的责任”“我这次进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做旁的事”。因而，他成为第一个在现代高等学校专门开设孔子哲学并致力于在新时代阐发相关精神的学者。不仅如此，梁漱溟在1940年创办私立勉仁中学时，也同时成立勉仁书院；5年后，他又在勉仁书院的基础上创立勉仁国学专科学院，最终改组为勉仁文学院。
教育方式以“问题”为主。梁漱溟在孔子哲学研究会授课时，以问题为中心讨论孔子的哲学，从正面设三个问题：伦理学原理、形而上学、政府如何实施其教化。他从反面也设三个问题，研究孔子不主张什么，即孔化与欧化如何冲突，冲突之外所余何物，是否有价值；孔子与本土别家之异点如何；人生问题。他要求学生搜集材料，撰写报告，并互相讨论、彼此帮助。他告诉学生，哲学的定义非常简洁，即对于根本问题的探究。他还说：“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
办学实践以“纠弊”为主。他进行乡村教育运动，为的是纠社会之弊，希望救活农村，解决民生困顿的问题。他与当时其他许多教育家不同：他想做的，不是要以教育稍改良现状，为乡村带来一点福利，而是进行“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去启发民众自觉、自动，去创造一种新文化，开启一个新社会。遗憾的是，他最终认为：乡村的经济、政治问题无法单独解决，教育实践只能在新的秩序中待其时势。但是，这个过程于他也并非毫无益处。梁漱溟始终坚持在中学和研究院补偏救弊，延续自身的教育理念。例如，他总结了中等教育的一些弊病：学校制度既“不合于教育道理”，也“不合于人生道理”；学生受教育的机会极不平等；学校过于法律化制裁化等。因此，他在办学时就针对弊端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过合理的生活，以青年为友，倾听学生的声音；减少校内杂役、贸易部等机构人员，让学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并能够培养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的意识，同时给予学生自治权。
在梁漱溟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之间的诚信、公正等关系，本就是生命应有之意，他正是要通过教育为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找到一片现实土壤。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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