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2014年高校招生（皖北片）现场咨询会上，高校招生工作人员在仔细解答考生对相关专业设置和分数的问题。 王彪 摄（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柯进
“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设置考试科目、外语等科目实行一年多考的社会化考试……”2014年9月，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在社会各界持续多年的期盼、呼喊和争论中出台。
作为国家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中最受公众注目的一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难点在哪里？改革有“分解动作”，还是一步到位？改革后，学生的学习负担是否会降低？学生未来的升学是否有更多选择权？
“看见太阳，你就把阴影甩在脑后了。”一位学生高考落榜后，父亲这样安慰他。实际上，对于已经进入改革通道的中国考试招生制度，普通民众心中都有不少疑问。
（一）
对于一项每年关涉上千万人命运的考试招生制度，其任何一次调整，哪怕只是细节上的微调，都得面对公众的检视和质疑，接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全方位检阅。
“从孩子出生到走进高考考场，中国父母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是在围着孩子转，父母累，孩子更累。18年辛劳，只为那两三天的高考？我们的高考究竟是要干什么？今后的高考改革，能不能让孩子们轻松点？”在北京一家培训机构，送孩子上课外培训班的石先生语气急促。
对于包括高考在内的中国现行考试招生制度，抱持既爱又恨心情的，又何止石先生。
“我们十几个老师，每天起早贪黑，将一个班四五十名学生从高一带到高三，最后却发现，3年1000多天的付出，结果似乎只是为了培养几个考上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的学生，而绝大多数学生、家长并不满意。”贵州某重点高中一名特级教师对于考试指挥棒下不断异化的高中教育，忧心忡忡。
事实上，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交汇点，高考改革牵动着社会各方的敏感神经。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00多年考试传统的国家，无论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今天的高考，本质上都是为国家选拔人才，都是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一条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决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要、复杂、高度敏感且没有试错的空间，同时也注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得不在矛盾纠结中不断探索和实践：它既要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诉求，又要在现实操作中勇于直面众口难调的尴尬。
对此，2014年年初，教育部门户网站回应称：将在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完成有关考试招生改革的总体方案，即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
在中国教育这根长长的“链条”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点”。如果只有考试招生制度本身单兵突进式改革，而没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的配套改革跟进，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4年6月，处在风口浪尖的河南高考替考案硝烟未散，辽宁本溪高中87名体育加分生、河南漯河市高中包括省文科状元在内70余名体优生加分事件，又被接连曝出。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是教育行业内部的一次“外科手术”，本年度高考季一连串“地雷”被引爆的背后，折射出的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的配套改革跟进，以避免改革的碎片化。
实际上，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的步伐就不曾间断过。从标准化考试、招生“双轨”到“一轨”，从“一张试卷考北大、清华、高职高专”，到自主招生、分省命题，从3+X到3+文综、3+理综，其实都是在试图探索一把能相对科学测量考生的“尺子”。民众已经从中明显感受到国家一直在试图改变“一卷考全国、一考定终身”的沉疴。
但是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大凡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单兵突进”式高考改革，都不足以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教育体系自身完善，更难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和所盼。
今天，包括高考改革在内的教育领域改革，其外部形势早已不似当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教育已然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潮。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文中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仅是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教育体系自身完善，而且要与党的各项事业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协同攻关。”
毫无疑问，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次修修补补式的高考改革，它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加强调改革推进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
任何一项教育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既天翻地覆又能得到公众普遍支持认可，只能是在现实与未来、公平与效率、社会心理与教育规律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然而，考试招生制度作为中国教育步入“深水区”的改革难点，没有现成的答案可资借鉴。
纵观过去30多年的高考改革，我们不难发现，高考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学生和高校都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学生可自主选择高校，高校也不是被动等着学生来，“要让学校和学生像‘自由恋爱’”。
在某著名大学自主招生射击冬令营中，一名省级重点中学学生虽然获得全国第一名，但因与该大学的要求相差3环而被淘汰。该校校长说：“这个学生打在靶子上的子弹，像是打在我的心脏上。”
过去30多年，我国的基础教育始终难以走出以分数为圆心画圆的怪圈，很少思考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和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地方政府领导期待本地高中培养更多能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大学使出浑身解数招收高分考生；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教师挖空心思研究应试秘笈；学生和家长投入巨大精力、物力、财力去提高分数……
在众人期待中，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它不仅回答了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问题，而且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从应试倾向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教育制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将是牵引教育各项改革的“火车头”。新方案规定，考试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构成，后者可选择学生擅长的3门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在招生录取上，新方案强调综合评价，逐渐取消分批次录取，过渡到一次录取。此次从考到招的改革，其实都是为找到一把既体现个性又能较全面测量考生能力的“尺子”。
为确保命题水平与“尺子”的统一性，新方案在目前全国地方23张考卷的背景下，明确从2015年起，逐渐扩大使用全国统一命题；在录取制度上，减少加分项目、改革自主招生；在录取的过程中，建立录取申诉制度，并明确要求，从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在监督上，除行业监督外，新方案还特别提出社会监督、“阳光工程”。这实际上是将考试招生“晒在阳光底下”。
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关于招生计划编制的呼喊，是2014年度众多声音中分贝不小的一个。新方案试图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机会公平，明确强调今后要根据报考人数等因素合理制定计划，严格控制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并向西部与落后地区倾斜。新方案还提出，把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目前的6个百分点缩小到2017年的4个百分点。
可以说，新方案已经为未来中国的教育各领域改革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跑道”。在新的蓝图下，一系列具体改革正在稳步落地：浙江、上海等地先后启动了各自的改革试点；12月16日至17日，教育部等部门连续两天密集出台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以及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4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配套文件。这4枚“深水炸弹”，成为2014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器”。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宜单兵冒进，它需要在改革的试管内，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最大限度汇聚全社会智慧，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断去实践、梳理和总结，使这项承载着无数中国人梦想与期待的考试招生制度臻于完善。
我们相信，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利于学生长远发展的、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都将是老百姓所乐见和热望的。
此刻，如果用一个仪式送别即将成为历史的2014年中国教育改革事业，我们宁愿将本年度教育改革创新的“大奖”，授予那些为中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付出巨大心力的英雄们。因为，在众声喧哗的嘈杂声中，他们果敢地站到时代的前列，在为中国教育的未来“赶考”！
